电视影响评析（第一章上）

府尚处于制定过程中的政策提前公之于众。一般来说，总统、国会议员、行政机构和院外利益集团，在通过一项法律或采取一项政策之前，往往要讨价还价，寻求同盟者，互相妥协，最后才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为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他们需要保密。但电视总是千方百计要把政府的活动公之于众，及早地向公众披露这些尚处于制定过程中还不成熟的政策。二是制造强大的公众舆论来影响政府的政策。由于电视和其他新闻媒介拥有自由报道权，报道什么、如何报道，完全取决于媒介自身的需要。因此，他们常常通过人为地把宣传重点集中在某个问题或某个事件上，以引起强大的公众舆论来迫使政府修改或者重新制定政策。”（胡晓坤：《电视与美国政治》，《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3期，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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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例子颇能说明电视影响美国政府政策的强大威力：1982年8月，著名电视主持人丹·拉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晚间新闻》节目中，猛烈抨击里根政府增加税收的政策。正在白宫收看这个节目的里根总统按捺不住了，接通了电视新闻编辑室的电话，向拉瑟解释这一政策的意义，要求拉瑟改变态度，不要再抨击政府的政策。几分钟以后，拉瑟在电视上向观众报道这次谈话说：“总统刚刚打来电话，表示决不改变既定政策……。”结果，公众舆论大哗，里根政府不得不降低税收。
    上述这个事例颇有些“和平演变”的味道，政府的控制与电视的抗争具有“温良恭俭让”的成分，而电视对政府制定政策法规的影响并不乏源于血淋淋的电视画面。《世界电视史话》告诉人们：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美国民权运动中，约翰·刘易斯是马丁·路德·金的有力助手。他认为电视对民权运动的大力报道，促成了1964年民权法和1965年选举法的通过，“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们没有必要把它讲出来，因为电视记录下了一切。当看到游行的群众在催泪瓦斯中挣扎，被马蹄践踏的鲜血直流，被毒打的青一块紫一块时，电视机前的观众能不感到震惊吗？这些电视画面对观众造成了一种紧迫感——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肯尼迪总统的司法部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也持相同的观点，“电视屏幕上有许多最令我难忘的场面。其中之一便是当马丁·路德·金带领群众在亚拉巴马南部游行时，三K党人对他们的攻击。三K党人用警棍、水龙头驱赶游行队伍。那是令人心碎的场面。我认为这件事导致了1965年选举法的顺利通过。”其实，马丁·路德·金也非常了解电视的政治功用，他总要求游行队伍坚持到三大电视网的晚间新闻开播为止。（胡讴：《世界电视史话》，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77页）

    类似这种对政府的重大政策产生巨大影响的电视传播事例还可以举出一些。美国电视的这种在政治上风头出尽的表面现象，固然能够印证电视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然而从更深的政治层面上分析，人们不难发现，电视凡是能够成功地介入国家政策的制定、修改乃至改变的举措，实际上也恰恰是适应了社会政治的良性运作，顺应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表现出了电视是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的传播者的本质属性。同样道理，如果把发达国家电视传媒所标榜的开放、公正、自由、独立一概视为“虚伪”的、“反动”的“欺人之谈”，这恰恰是对当代国际政治的一种错误认识。
    电视对政府的政策的影响程度，最根本的是取决于电视的政治地位和与政府的关系。在美国，电视与其它新闻媒介一样，被认为是政府的“第四部门”，是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利”。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电视的发展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电视既是执政者和政府的关系密切的朋友，又是执政者和政府的最可怕的敌人。这种对电视既爱又怕的态度，构成了西方现代政治生活中一道十分奇特的风景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社会政治制度和新闻制度的决定因素以外，电视记者的敬业精神和献身精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西方电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根本差异，首先并不在于审美意识和技术手段的不同，而是集中地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电视性质的本质差异。
    中国电视宣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我们知道，如今企业经营不善、亏损严重、资不抵债时，这家企业破产是一件很正常的事。然而在80年代中期，企业破产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无论是从企业破产来说，还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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