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影响评析（第一章上）

其进行报道的本身而言，都涉及到国家的政策法规，都是世人瞩目的新闻热点。因此，1986年人大常委会关于“企业破产法”讨论的电视现场采访录象的剪辑播出，无疑是考察中国电视影响社会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一个范例。当年的9月26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播出了长达一小时的特别节目——“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采访纪实，”首次全面地展示了《破产法》审议会上代表们的核心发言，并说服彭真委员长接受了记者的临时采访，为这个未获通过推迟表决的立法采访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节目播出后，各界的反响十分强烈，许多观众来信反映：“无论在形式上、内容上都开了新闻改革之先河，是迄今为止最为成功、最有影响的一次会议报道。”“以多年来从未见过的真实的声音、生动的画面、纪实采访的形式，消除了人们对立法过程的神秘感与不信任感。”“缩短了人大代表与老百姓的距离，使人们真正参与了国家政治民主生活，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中，电视为党和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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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土政策”，被人们戏称为“中国特色”。中国电视无法回避这种社会现实。所谓电视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电视对“土政策”的披露和剖析。正是在这里，中国电视表现出独具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保护主义的翻版。打着发展一方经济的幌子而无视国家的政策法规，违背市场经济的正常规则，牺牲全局利益以谋求小范围的利益，这是“土政策”的共同特征。人们看到，诸如有的地区为保护本地生产的质量不高的农药和化肥而强行禁止外地的优质产品进入本地区，有的地区为发展地方小矿而置国家大矿于不顾的肆意乱采乱挖，对这些无序甚至是混乱现象的电视曝光，如果仅仅是出于义愤，这并不是电视影响的关键。电视通过令人信服的、甚至是触目惊心的事例，敦促有关决策层和操作层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去约束“土政策”，最终取消“土政策”，进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电视切入社会政治的独特的经济视角和法律视角。
    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尽管电视已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电视对当代社会政治的影响几乎无孔不入，但电视永远不会成为政府、法院、教会之下的“第四等级”，更不可能结成与政党和政府的伙伴关系。一句话，电视不可能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电视不能成为政治的附庸，但与政治永远有一种依附关系。英国的戴维·巴勒特对此有一个精妙的比喻：大众传媒在政府眼里，“正像一个受到信赖的囚犯，良好的表现可以赢得某种特权，但被关押仍然是不可抹煞的事实。”（戴维·巴勒特：《媒介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其次，“二十世纪的人类是一个‘政治化的人类’。”（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要保持社会的稳定，就必须尊重人民“知”的权力。政治的透明度，人民的知情权，都要通过电视的传播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关乎到能否实现政通人和。
    我国台湾学者祝基滢在《政治传播学》中谈到：“印刷文化之影响所及，形成了高度个人的民主政治，着重私有财产、个人的意见、全民参政。”“说话的媒体造成密切的社会关系，印刷媒体促进高度自由化的个人行动，电视的产生则形成集体民主。”他接着引用美国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的观点：“电视是‘凉’媒介（coolmedium）,而非‘热’媒介（hotmedium），人不仅仅是‘看’电视，且‘参与’（engagein）电视，……从电视上发现由电视观众所分享的公有意义（communalmeaning）。电视促成了具有立即传播和分享经验两大特性的地球村（globalvillage）。”（祝基滢：《政治传播学》，台湾三民书局1983年版，第50页）
    这两位学者的见解未必尽善尽美，但他们触及到了一个考察电视影响时的重大问题，即把电视对人类的影响放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宏观大背景中作更深的历史追问。
    我们知道，电视发展的早期，由于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电视的发展曾经历过一个低潮时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电视的迅速兴起，正是与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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