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影响评析（第一章上）

本主义的新变化同步的。“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大变化和大调整时期，到8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产业结构又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一是信息产业将成为主导性产业。二是高科技产业群正在或已经形成。……三是原有产业的一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一部分用高、精、尖技术进行改造，追求质的和综合效益的提高。一些西方国家正步入信息社会。”（李琮季正矩：《关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对话》，转引自《新华文摘》1997年第9期，第14页）随之而来的就业结构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是蓝领工人人数急剧下降。二是掌握着高新科技的知识性工人就业人数迅速增加。三是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就业层次多元化，还出现了“金领工人”和“粉红领工人”。从事纯粹体力劳动的所谓蓝领工人在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在逐渐缩小，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了25%——30%。在劳动管理方面，不再像过去那样把工人看作是干活的机器或机器的附属物，而让他们更多地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80年代已从依靠强力的手段，依靠规章、制度、纪律条文等有形力量为主，向同时强调依靠激励手段，依靠情感、思想、作风、精神等无形因素来实行管理的企业文化转化。当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权力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政治民主的发展更有利于大众的参与。
    “这里人们有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大众传播发展的社会，政治体系都相对稳定，而政治体系动荡不安的，大众传播均不那么发达。这个现象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的政治文化与政治体系的稳定和发展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7页）在发达国家，政府控制媒介被视为是控制社会的一个有效手段，政府千方百计地力图通过操纵新闻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利益服务。另一方面，新闻媒介以公众代表的面目出现，常常与政府针锋相对，甚至扮演着监督政府、批评政府的角色。这其中，电视的“战斗性”表现的十分生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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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日本发生“里库路特”事件。所谓“里库路特”，是以提就职、房地产信息为业务的公司。在几年的时间里，该公司将大量未公开发售的股票以优惠价格出售或变相赠送给政界、财界等要人近百人，数目达几十亿日元。尤其令人震惊的是，自民党的几乎所有头面人物都被卷了进去。1988年6月，《朝日新闻》披露了川琦市副市长小松秀熙通过购买“里库路特”股票牟利的独家新闻。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各种传媒对此穷追不舍，挖出了一条又一条超绝“泥鳅”。“于是，舆论大哗。几乎所有媒介都举起枪口，朝政府开火。连平时一贯亲政府的媒介，也不得不摆出‘兴师问罪’的姿态。与此同时，各在野党在国会里展开了猛烈的攻势。这种国会里的斗争，又通过传媒传播给大众，特别是电视的画面，因其原原本本地播映了竹下登等人在议员们的追问下欲盖弥彰、进退维谷的狼狈处境，给人以深刻印象。”（张国良：《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148页）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电视在60年代越南战争期间，由于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电视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事实上，电视节目被‘腰斩’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仅1965年就有好几起，除《越南海兵大队战记》外，还有TBS的《话题》、NET的《佐纪子的庭院》、‘东京12频道’的《战争与和平通宵讨论会》、‘日本电视’的有关轰炸北越医院的记录片等，均成为政府干涉的对象。”有些“优秀的节目，却为保守势力所不容，被横暴地从屏幕上抹去。”（引文同上，第139页）

    在二战废墟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的日本，不仅成为经济大国，而且也是名副其实的新闻大国、电视大国，这里的秘诀何在呢？张国良认为：“对言论自由的充分保障，是大众传播事业正常发展的前提条件。”“如果说，从政治角度看，言论自由为大众传播事业的生存、发展准备了不可或缺的‘精神摇篮’；那么，从经济角度看，整个国民经济的跃进及在此基础上发生的传播技术的发达，则为大众传播事业的繁荣提供了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反过来，大众传播又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引文同上，第189页）
    其实，电视对社会政治的巨大影响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电视对社会政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例如，在秘鲁，从1980年以来，“由于新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措施，小小电视屏幕顿时成了修正政治家们公众形象和政治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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