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影响评析（第一章上）

质的‘法庭’（电视可以随时对政治家们的行为、举止、表态进行采访曝光），这就使得政治家们不得不对自己平时的行为有所注意与检点。”（城堡：《秘鲁电视》，《大众电视》1997年第期，第46页）
    中国决不会照搬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中国的电视台不是西方的商业电视台，也不是通过征收收看费作为资金来源的公共电视台。中国的电视台只能由代表国家和政府的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开办和管理，并对电视台设立的资格和条件、审批权限和程序作了严格的规定，确立了电视的宣传工作、事业建设和行业管理“三位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体制。中国电视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不可能也不允许以揭露“政府丑闻”去追求轰动效应，中国电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努力方向，与资本主义电视有本质的不同。中国不能乱，中国电视在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
    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提出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尽管近些年这一提法已不多见，但中国电视的改革与发展仍然遵循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应当看到，政治的透明度，人民的知情权，这些都有一个社会承受能力问题。那么，这种社会承受能力的关键何在呢？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的这样一段话使人极受启发：“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抵御政治风波造成的严重的负面影响，最根本是要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这种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承受力才能得到增强，人民“知”的权力才能得到根本的保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包括电视传播在内的新闻改革也是一个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电视社会政治的影响将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事实上，中国电视近年来在关注社会热点、实施舆论监督、拓宽报道领域等方面，所进行的实践是卓有成效的。

   
　
    另外，电视将政坛人物变成了“电视明星”，政治家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电视的独特作用，并把屏幕形象视为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形象。“得人心者得天下”，在电视时代得天下的首要条件之一，是必须首先在电视上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这是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的一个普遍现象。因此，有人甚至认为电视改变了政治。
    电视介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始于50年代。随着电视迅速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第一渠道，如何推行“形象政治”，进而操纵和控制电视最终取得大选中的成功，一举登上总统或首相的宝座，这既是一个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政治话题，也是研究电视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舞台，已经浓缩在小小的电视屏幕上。
    《世界电视史话》一书向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资料：“在1964年英国的竞选活动中，工党和保守党领袖经常在电视屏幕上亮相，观众会很自然地比较他们在屏幕上的表演。工党领袖哈罗德·威尔逊在摄象机前的表演技巧相当娴熟，他也懂得如何利用麦克风进行演说。对于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来说，这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在一次电视转播的群众集会上，当威尔逊遭到群众的诘问时，他镇定自若，巧妙对答，因为他清楚诘问者手里没有麦克风，而他自己手中的麦克风只能把自己的幽默和机智传达给电视观众，却不会把对方的声音传播出去。当道格拉斯—霍姆在伯明翰的集会上演讲时，他一直大声叫喊，丝毫未考虑到坐在家里观看电视的观众。对于电视观众来说，他一直在‘张牙舞爪’地喉叫。道格拉斯—霍姆承认：‘这是我竞选失败的主要原因。我真后悔自己未掌握一些电视演说的技巧。’”

    “哈罗德·威尔逊最后的竞选演说也得力于电视机构的合作。到投票结束的前一天，局势尚不明朗，只有等到投票结束那一天，工党和保守党才能决出胜负。可是英国广播公司预定在晚上七点半播出十分受人欢迎的电视连续剧，意在与独立电视台争夺黄金时间的观众，而投票的结束时间为晚上九点钟。哈罗德·威尔逊在一个星期前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害怕一旦此剧播出，会造成街空巷静，无人光顾投票站的局面。他把自己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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