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影响评析（第一章上）
或影响未来政府的少数大财团或团体。
所以，尽管电视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在相当程度上操纵选举这一资本主义的最大的政治方面，把电视对资本主义政治的影响表现的淋漓尽致，但电视对政治的影响不能被夸大到不恰当的程度，更不能得出电视决定论的错误结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一方面，资产阶级政治家所极力标榜的选举制，并不能改变资产阶级政权的本质，也不可能把国家变为大多数人的权力工具；另一方面，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从不对电视节目进行干预，电视台不受政府控制等等论点，也同样是一种资本主义政治的需要。正如美国民主党政治家威廉·富布莱特指出的那样：“我们的选举制度格调低下，琐碎无聊。电视，政治行动委员会，政党体制的改变，尤其是肮脏的政治广告业，都在将民主事业变成一种闹剧。我不认为大多数人重视政治，政治在当前已贬值了，难于引起人们的注意。选举政治已变成一种演出；我们的选举成了一种娱乐的形式，尽管不是很好的娱乐。候选人在一场大型电视肥皂剧中给人家免费扮演角色。而我们政治体制中的祸害之一就是似乎总有某种选举在进行着。”（威廉·富布莱特：《帝国的代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73—74页）
按照国外一些学者的说法，电视是用一种“非语文”的方式传播资讯的，“在电视时代，政治判断力已经从评估个人的政治主张，变成对政治人物形象直觉、情绪化的评估，人们不再表示他们同意不同意、喜欢不喜欢某位政治人物。电视重新将所谓的‘健全的政治判断’，定义为一种形象是否优美的问题而不是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波兹曼：《童年的消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09页）曾有人认为，美国的政治在电视普及前的以印刷文字为主要传播手段的社会里，就是印刷业下的政治，而到了电视时代，电视让我们进入了一个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政治意识状态。美国纽约大学媒介生态学教授波兹曼问到：“多少美国的选举人曾经读过雷根（RonaldReagan）所写的政见？或者读过多少有关别人所推销给他的意识形态的论著？多少人能进一步了解总统选举辩论中的议题？多少人相信雷根在卡特(JimmyCarter)或安德生(JohnAnderson)无法招架后继续阐述的论点？”（引文同上，第110页）他提出的这一问题，是要来证明这样一个论点：电视时代人们根本无须复杂的识字能力，或者甚至无须识字，一样可以进行政治判断。这不仅说明了电视在现代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而且也让人思考电视对人类书面文本的消解和诋毁。这是电视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对此，我们在本书后面的有关章节还将作深入的论述。
树立良好的屏幕形象，拓展政治活动的空间，显示中国的大国风范，从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也是当代中国领导人利用电视安邦治国的举措之一。1987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新当选的五位政治局常委会见中外记者，向国内外各阶层人士正面阐述、说明、解释党的政策，澄清了国内外的各种混乱思想，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条新闻报道获得了该年度全国好新闻评选一等奖和全国电视新闻评选专题报道特等奖。1997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新当选的七名政治局常委集体会见中外记者，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介现场直播了这次会见实况，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集体领导良好的屏幕形象和政治形象。
1997年10月26日起，江泽民主席应邀对美国进行了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之后，香港《亚洲周刊》以《江泽民塑造全新形象》为题发表署名文章，盛赞江泽民访美给美国人民留下崭新印象。“从到夏威夷的第一天就突然决定下海游泳，到最后一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几乎是跑着登上飞机舷梯；从夏威夷州长晚宴上的即兴吉他演奏，到洛杉矶华人社区宴会上的京剧清唱；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似乎是要向美国人民展示一位精力充沛兼具现代意识的中国领袖形象。”“事实上，对于江泽民这次在美国的表现，连那些对北京当局持批判态度的美国主流媒体，也不得不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他在美国人面前，成功的呈现出一位具现代观念的政治家形象。而江泽民此次美国之行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在形象塑造上的成功。江在到达华盛顿之后以及此后的各站中，都是与太太王冶坪拉手站在机舱门口挥手，这种‘入乡随俗’的动作，给美国老百姓留下了一个具人情味、温馨的印象。此外，在与媒体的关系上，江泽民也得分不少。尤其是在最后一站洛杉矶，江泽民的表现不但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媒体的广泛好评，连对北京颇为挑剔的《洛杉矶时 《电视影响评析（第一章上）(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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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尽管电视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在相当程度上操纵选举这一资本主义的最大的政治方面，把电视对资本主义政治的影响表现的淋漓尽致，但电视对政治的影响不能被夸大到不恰当的程度，更不能得出电视决定论的错误结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从这一制度发展到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一方面，资产阶级政治家所极力标榜的选举制，并不能改变资产阶级政权的本质，也不可能把国家变为大多数人的权力工具；另一方面，所谓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从不对电视节目进行干预，电视台不受政府控制等等论点，也同样是一种资本主义政治的需要。正如美国民主党政治家威廉·富布莱特指出的那样：“我们的选举制度格调低下，琐碎无聊。电视，政治行动委员会，政党体制的改变，尤其是肮脏的政治广告业，都在将民主事业变成一种闹剧。我不认为大多数人重视政治，政治在当前已贬值了，难于引起人们的注意。选举政治已变成一种演出；我们的选举成了一种娱乐的形式，尽管不是很好的娱乐。候选人在一场大型电视肥皂剧中给人家免费扮演角色。而我们政治体制中的祸害之一就是似乎总有某种选举在进行着。”（威廉·富布莱特：《帝国的代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73—74页）
按照国外一些学者的说法，电视是用一种“非语文”的方式传播资讯的，“在电视时代，政治判断力已经从评估个人的政治主张，变成对政治人物形象直觉、情绪化的评估，人们不再表示他们同意不同意、喜欢不喜欢某位政治人物。电视重新将所谓的‘健全的政治判断’，定义为一种形象是否优美的问题而不是合理不合理的问题”。（波兹曼：《童年的消失》，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09页）曾有人认为，美国的政治在电视普及前的以印刷文字为主要传播手段的社会里，就是印刷业下的政治，而到了电视时代，电视让我们进入了一个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政治意识状态。美国纽约大学媒介生态学教授波兹曼问到：“多少美国的选举人曾经读过雷根（RonaldReagan）所写的政见？或者读过多少有关别人所推销给他的意识形态的论著？多少人能进一步了解总统选举辩论中的议题？多少人相信雷根在卡特(JimmyCarter)或安德生(JohnAnderson)无法招架后继续阐述的论点？”（引文同上，第110页）他提出的这一问题，是要来证明这样一个论点：电视时代人们根本无须复杂的识字能力，或者甚至无须识字，一样可以进行政治判断。这不仅说明了电视在现代政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而且也让人思考电视对人类书面文本的消解和诋毁。这是电视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对此，我们在本书后面的有关章节还将作深入的论述。
树立良好的屏幕形象，拓展政治活动的空间，显示中国的大国风范，从而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这也是当代中国领导人利用电视安邦治国的举措之一。1987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新当选的五位政治局常委会见中外记者，向国内外各阶层人士正面阐述、说明、解释党的政策，澄清了国内外的各种混乱思想，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条新闻报道获得了该年度全国好新闻评选一等奖和全国电视新闻评选专题报道特等奖。1997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新当选的七名政治局常委集体会见中外记者，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介现场直播了这次会见实况，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集体领导良好的屏幕形象和政治形象。
1997年10月26日起，江泽民主席应邀对美国进行了为期8天的国事访问。之后，香港《亚洲周刊》以《江泽民塑造全新形象》为题发表署名文章，盛赞江泽民访美给美国人民留下崭新印象。“从到夏威夷的第一天就突然决定下海游泳，到最后一日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几乎是跑着登上飞机舷梯；从夏威夷州长晚宴上的即兴吉他演奏，到洛杉矶华人社区宴会上的京剧清唱；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似乎是要向美国人民展示一位精力充沛兼具现代意识的中国领袖形象。”“事实上，对于江泽民这次在美国的表现，连那些对北京当局持批判态度的美国主流媒体，也不得不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他在美国人面前，成功的呈现出一位具现代观念的政治家形象。而江泽民此次美国之行的最大收获之一，就是在形象塑造上的成功。江在到达华盛顿之后以及此后的各站中，都是与太太王冶坪拉手站在机舱门口挥手，这种‘入乡随俗’的动作，给美国老百姓留下了一个具人情味、温馨的印象。此外，在与媒体的关系上，江泽民也得分不少。尤其是在最后一站洛杉矶，江泽民的表现不但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媒体的广泛好评，连对北京颇为挑剔的《洛杉矶时 《电视影响评析（第一章上）(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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