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

国人本已“重术而轻学”，再加上“科举之毒太深，升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北京大学此前兼设文、理、法、工、商各科的结果是本应致力于研究高深学问的“文、理诸生亦渐渍于法、商各科之陋习”，而造成全校风气的转变（《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3卷，149-150页）。这一从实际观察中得出的理念的确值得思考，今日大陆各综合大学都明显可见学风和教育思路上“术”压倒“学”的倾向，部分即因这两大学科类别的基本思路原有较大差异，一遇急功近利的世风吹拂，其冲突对立的一面便得到凸显，而形成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局面。根据上面的思路，蔡元培正式提出以“学、术分校”的主张，即“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其最主要的理由即“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蔡元培全集》，第3卷，130-131页）。且蔡氏的见解也并非独创，近年连续排名美国第一的普林斯顿大学便无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的设置，相当接近蔡元培的观念。）
　　梁启超的书籍分类对稍后的学科分类有直接的影响，蔡元培在1901年撰《学堂教科论》，参照日人井上甫水的方式，分为有形理学、无形理学和道学三大类，与梁启超所分的“学”、“政”、“教”三大类颇相近。其中“有形理学”大致即今日的理科，而“无形理学”最主要的部分是“群学”（一级学科），下设“政事学”（二级学科），即不仅包括“政学”和“法学”，也包括“计学”（由财政学、农政学、工政学、商政学组成）和“兵学”，也大致接近梁启超的“政学”一类。（注：蔡元培：《学堂教科论》，《蔡元培全集》，第1卷，142-149页。这一学科观念大概即是蔡元培1917年为北大提出“大学改制”的思想基础，蔡氏明言：“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两者有性质之差别”（《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蔡元培全集》，第3卷，150页）。专门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让生徒“学成任事”，而“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故他提出的入大学者“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一语，是特别针对“学成任事”而言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5页）。）不过，蔡元培并未提到梁启超，他自认其主要借鉴的是日本人的观念。
　　康、梁再加上严复和蔡元培即是清末讨论学术分类最有影响者，浙江学者宋恕在1902年末为瑞安演说会拟章程，便主要依据此四人的著译，并参考他所了解的日本学术分科情形而斟酌定出以哲学和社会学（即康、严、梁、蔡等所称“群学”）为总科、以乐学、礼学、时史学、方史学、原语学等30种为别科的分类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宋恕对中国固有学术的处理，他不同意日本大学将汉代以前的经、子纳入哲学，以为“汉前经、子中虽有可入哲学之篇章句，而宜入科学［按指分科之学］者殆居十之六七”。他对经学的处理方式是：“十三经”中的《易》、《诗》入总科之社会学，《书》、《春秋》经传入别科之时史学，《孝经》入别科之伦理学，《语》、《孟》入别科之伦理、政治、教育诸学，“三礼”入别科之礼学，《尔雅》入别科之原语学（按《说文》也入此学）。（注：宋恕：《代拟瑞安演说会章程》（1902年12月），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上册，350-355页。宋恕的分类颇有特色，且有些思考现在仍为学者关注而迄今未能获得充分的共识。如他认为传统的舆地学乃史之半体，不可单独命名，故名为“方史学”，而通常意义的史学则名为时史学；后者也仅是史学的一部分，“全体”的史学还要从哲学角度去理解。今日历史地理学者还一直在争论其学究竟是否属于史学，许多史家也往往忘掉时间概念是史学的关键要素，总思从历史哲学角度去诠释历史上具体的人与事。这都说明宋恕已触及学术分类的深层问题，他所主张的将经学分而纳入各新式学门的主张到民国后也一直是学者关注和努力的方向。）
　　尽管有传教士和江南制造局等译书的影响，晚清西学更多仍是通过日本影响中国。康有为曾形象地论证了借鉴日本以学西方的取径，他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注：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585页。标点略有更易。）。康氏在其《日本书目志》论及具体门类时，一则曰泰西如何、“日本法之”；再则曰泰西如何、“日人效之”；则就被仿效者本身而言，或者也可说是“日本学”。王ｋǎｉ＠③运在光绪二十九年（约1903年）就认为时人所习“名为西学，实倭学也”。葛兆光先生以为“这话应当反过来说，当时看上去虽然满眼都是倭学，其实都只是转手从日本贩来的西学”。二人或各见其一个侧面，不过当时的情形确如葛先生所说，大致已是“西潮却自东瀛来”[13]。
　　据（日本式）西学分类来规范中国学术的尝试在20世纪初年相当流行，1905年刘师培作《周末学术总序》，“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所谓“依类”即仍依西学分类，分出心理

学史、伦理学史、论理学史、社会学史、宗教学史、政法学史、计学（今称经济学）史、兵学史、教育学史、理科学史、哲理学史、术数学史、文字学史、工艺学史、法律学史、文章学史等。（注：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原刊《国粹学报》第1年（约1905年）第1期，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503-528页。）在这样一种新型的“六经皆史”思路下，专门的“史学”反而不存在。但若去掉各学之后的“史”字，也就是刘氏认知中分科的传统学术了。除术数学外，他的分类全按西学分类，大多数学科今日仍存在（有些名词略有改易），中国学术自此进入基本按西学分类的时代。
　　　　三、国学可否例外或“独立”
　　不过，中学毕竟是一个长期相对独立发展的系统，其总体上向不提倡分科之举，真要分而治之，在不少地方与西学并不能充分吻合。梁启超在试图区分“政”与“学”时就说：“凡一切政皆出于学，则政与学不能分；非通群学不能成一学，非合庶政不能举一政，则某学某政之各门不能分。今取便学者，强为区别。”[14]这可以说是所谓“见道之言”，盖学术分类主要还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从根本言，学术分科本不是非有不可。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分类已很难在自然界的形成和发展中找出对应的划分依据，与人类相关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更不易在古今人类活动中得到支持，因为昔人及今人都很少在行为时先想到这是我的“心理”、那是我的“社会行为”或“政治举动”等等，则所谓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分类实未必有充分的学理依据，更未必存在不可逾越的边界。（注：在近年的西方，作为“现代性”成分的“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s)之正当性，已受到一些学者（特别是倾向后现代主义的学者）的质疑，他们认为学科的划分也是带有“偏见”或倾向性的“现代”产物，其出发点又不同，其说似亦不无所见。与这种“反学科”的观念有相当区别而针对近代学术专科化趋势的某些弊端和弱点的，是一种在西方与中国都很早就出现了跨学科研究的主张。“跨学科研究”这一说法隐含着接受或至少不挑战既存“学科”的正当性，但未必就是在学理上确认“学术”应该分科而治。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所写的《新史学》中已提出跨学科研究的取向，或许即是无意中受到不将学术分而治之的传统倾向影响。）
　　其实民初人取为标准的近代西学本身也是个变量，“学科”的分聚与兴衰往往随外在的社会需求和学理内部的发展而演化。（注：例如西方一些大学（特别是层次较高的大学）多设有专门的“区域研究”系或科（专业），这一“学科”便因二战及战后的实际需要而兴起，今日已渐略呈衰落之相；又如今日西方盛行的“文化批评”大致尚属于似学科非学科的阶段，但一些学校已设此专业，更重要的是“文化批评”理论对一些既存学科造成了冲击，导致人类学、社会学、文学

《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