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报道：中国当代新闻业的独特景观
型报道的式微和某些新趋势
在前苏联，典型报道已经土崩瓦解；在中国，它在日益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一批传媒研究者就开始关注这个事实。1987年陈力丹的一篇《典型报道之我见》，宣称典型报道末日来临，引起新闻界的轩然大波，因为“典型宜多，综合宜少”是毛泽东的一贯办报思想，也是中国党报中的传统。在陈之前，还未有过对典型报道如此断然否定的先例。新闻界进行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论，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1） 对典型报道充分肯定，认为其不会消亡：典型的重要性决定了典型报道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媒体在典型报道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典型报道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巨大的推动力。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典型报道都是我国报刊宣传的一种主要形式。只能肯定，不能否定；现实生活和党报宣传都需要典型报道，典型事物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也不宜提典型报道的“淡化”和“消亡”的问题；党的新闻工作需要通过典型报道增强其指导性，典型能提示事物本质，它本身包含新闻信息量，需加强而不是“淡化”；“决不能因为典型报道的某些失误而否定其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将要发生的重大作用”。
（2） 肯定典型报道的历史意义，但认为它需要改革与完善：典型报道是有成绩的，不能因为其中出了一些问题，就否定典型报道这种形式，而应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提高。这一问题需要进行“哲学理论思考”，“在看待典型这个问题上，不能绝对化”，典型报道在“逐步淡化”以致最后“逐步消亡”的主张，在纠正历史片面性的同时，又陷入了新的片面性；典型报道作为一种新闻形式，是有生命力的，它的毛病也是可以医治的，要在“真”和“新”上下功夫。[53]
（3） 基本否定，认为随着典型报道的“逐步淡化”，它最终将走向灭亡：陈力丹认为，典型报道从19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到列宁复兴时代的以及我国当带的报刊和新时期的典型报道大都是“失败的”，“短命的”或不成功的。“一旦典型人物从半神变成人，典型报道便失去了存在的土壤”。[54] 刘磊的意见则代表了21世纪一些人对典型报道的看法，他认为，进入90年代后，由于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思想的日渐多元，“典型报道”终于日渐式微。但宣传主管部门并没有感受到这种时代的进步、环境的变化，仍然驾轻就熟地统一部署着“典型报道”，孔繁森、徐虎、王廷江、李素丽等典型一个个隆重推出。
刘认为，虽然在强大的行政力量推动下，学习孔繁森等活动看起来也是热热闹闹，“典型报道”好象又进入了一个“春天”，但这事实上已经是虚假的“繁荣”，其影响与当年的雷锋、焦裕禄已不可同日而语。那些以穆青为楷模，期望通过写“典型”而成为“名记”的记者们也只能感到失落了。刘指出： 党报在传媒格局中的日益“边缘化”加剧了“典型报道”的式微，这事实上也宣告了通过写“典型”而成为“名记”的“穆青时代”的终结，他说：
越来越多市场化媒体的崛起，标志着中国的传媒业正在重新按照新闻自身的规律发展，像“典型报道”这种很难说是新闻的东西，在这些市场化媒体中是不会有一席之地的。对于已经告别舆论“一元化”的受众来说，千篇一律的“典型报道”更是没有什么市场了。尽管目前报刊电视上的“典型”还在一个又一个地推出，但“典型报道”的没落已经不可挽回…… [55]
以上诸家观点，各有各的道理，目前，争论还在进行。不过，同前几个时期相比，九十年代以后的典型报道数量锐减，它确实正在走向弱化。从典型人物报道在不同历史时期里的出现的数字，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走低的趋势：
根据安岗的统计，一九四三年上半年， 在《解放日报》上出现的先进人物就有六百多名。
[56] “在延安根据地的《解放日报》上…… 一年时间里报道的人物新闻就有三千多条，开创了一代新风”。[57]
在文革十年中，有关大寨的报道仅在一家报纸上的统计就达到760多篇，200多万字。[58]
八十年代的典型人物报道：“新时期，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后的六年来，报刊宣传的典型人物多达千人，其中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近百人，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十余人。”[59] 《光明日报》采用消息的形式宣传典型人物，“平均两三天就有一位知识分子先进人物被请上报纸。从5 月到年底，共刊登先进知识分子典型150个。”[60]
九十年代的典型人物报道：新华社1994年一年对先进人物的宣传“从发稿数量到社会影响，可以说是近十多年来罕见的”，其发稿量为“向全国报道的先进人物有24个，平均每月两个”[61]
对1979、1989、1999年1、2、3月份的报纸进行抽查的结果发现，与二十年前相比，今天典型报道的规模已大大减小。这可以从典型报道在报纸上发表的日益缩小的篇幅中看 《典型报道：中国当代新闻业的独特景观(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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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苏联，典型报道已经土崩瓦解；在中国，它在日益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一批传媒研究者就开始关注这个事实。1987年陈力丹的一篇《典型报道之我见》，宣称典型报道末日来临，引起新闻界的轩然大波，因为“典型宜多，综合宜少”是毛泽东的一贯办报思想，也是中国党报中的传统。在陈之前，还未有过对典型报道如此断然否定的先例。新闻界进行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论，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1） 对典型报道充分肯定，认为其不会消亡：典型的重要性决定了典型报道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媒体在典型报道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典型报道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巨大的推动力。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典型报道都是我国报刊宣传的一种主要形式。只能肯定，不能否定；现实生活和党报宣传都需要典型报道，典型事物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也不宜提典型报道的“淡化”和“消亡”的问题；党的新闻工作需要通过典型报道增强其指导性，典型能提示事物本质，它本身包含新闻信息量，需加强而不是“淡化”；“决不能因为典型报道的某些失误而否定其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将要发生的重大作用”。
（2） 肯定典型报道的历史意义，但认为它需要改革与完善：典型报道是有成绩的，不能因为其中出了一些问题，就否定典型报道这种形式，而应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提高。这一问题需要进行“哲学理论思考”，“在看待典型这个问题上，不能绝对化”，典型报道在“逐步淡化”以致最后“逐步消亡”的主张，在纠正历史片面性的同时，又陷入了新的片面性；典型报道作为一种新闻形式，是有生命力的，它的毛病也是可以医治的，要在“真”和“新”上下功夫。[53]
（3） 基本否定，认为随着典型报道的“逐步淡化”，它最终将走向灭亡：陈力丹认为，典型报道从19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到列宁复兴时代的以及我国当带的报刊和新时期的典型报道大都是“失败的”，“短命的”或不成功的。“一旦典型人物从半神变成人，典型报道便失去了存在的土壤”。[54] 刘磊的意见则代表了21世纪一些人对典型报道的看法，他认为，进入90年代后，由于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思想的日渐多元，“典型报道”终于日渐式微。但宣传主管部门并没有感受到这种时代的进步、环境的变化，仍然驾轻就熟地统一部署着“典型报道”，孔繁森、徐虎、王廷江、李素丽等典型一个个隆重推出。
刘认为，虽然在强大的行政力量推动下，学习孔繁森等活动看起来也是热热闹闹，“典型报道”好象又进入了一个“春天”，但这事实上已经是虚假的“繁荣”，其影响与当年的雷锋、焦裕禄已不可同日而语。那些以穆青为楷模，期望通过写“典型”而成为“名记”的记者们也只能感到失落了。刘指出： 党报在传媒格局中的日益“边缘化”加剧了“典型报道”的式微，这事实上也宣告了通过写“典型”而成为“名记”的“穆青时代”的终结，他说：
越来越多市场化媒体的崛起，标志着中国的传媒业正在重新按照新闻自身的规律发展，像“典型报道”这种很难说是新闻的东西，在这些市场化媒体中是不会有一席之地的。对于已经告别舆论“一元化”的受众来说，千篇一律的“典型报道”更是没有什么市场了。尽管目前报刊电视上的“典型”还在一个又一个地推出，但“典型报道”的没落已经不可挽回…… [55]
以上诸家观点，各有各的道理，目前，争论还在进行。不过，同前几个时期相比，九十年代以后的典型报道数量锐减，它确实正在走向弱化。从典型人物报道在不同历史时期里的出现的数字，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走低的趋势：
根据安岗的统计，一九四三年上半年， 在《解放日报》上出现的先进人物就有六百多名。
[56] “在延安根据地的《解放日报》上…… 一年时间里报道的人物新闻就有三千多条，开创了一代新风”。[57]
在文革十年中，有关大寨的报道仅在一家报纸上的统计就达到760多篇，200多万字。[58]
八十年代的典型人物报道：“新时期，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后的六年来，报刊宣传的典型人物多达千人，其中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近百人，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十余人。”[59] 《光明日报》采用消息的形式宣传典型人物，“平均两三天就有一位知识分子先进人物被请上报纸。从5 月到年底，共刊登先进知识分子典型150个。”[60]
九十年代的典型人物报道：新华社1994年一年对先进人物的宣传“从发稿数量到社会影响，可以说是近十多年来罕见的”，其发稿量为“向全国报道的先进人物有24个，平均每月两个”[61]
对1979、1989、1999年1、2、3月份的报纸进行抽查的结果发现，与二十年前相比，今天典型报道的规模已大大减小。这可以从典型报道在报纸上发表的日益缩小的篇幅中看 《典型报道：中国当代新闻业的独特景观(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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