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报道：中国当代新闻业的独特景观

出来。1979年1月到3月的典型报道常常是大块头的文章，半个版，一个版面甚至超过一个整版的情况很多。到1989年，报纸上各报道篇幅与过去相比都普遍缩小，典型报道的字数也随之下降。到1999年，新闻改革进一步深入，报纸更是以“短些、再短些”的要求推出各类报道，甚至出现了几十个字的电讯式典型报道。[62]

1979年初期的典型报道主要是围绕清除林彪、“四人帮”余毒，落实干部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题，那时候的报纸上天天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典型报道。比如，1月6日《人民日报》的典型报道主要有消息“（主）平均主义是祸害 定额管理显成功（副）杨柳雪大队取消平均主义口粮供给制，结束徘徊局面，大步前进”、“处处体贴群众的好干部——记五届人大代表、山东省即墨县岙角石大队党支部书记李爱昌”、消息“（引）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主）胡再旺坚决纠正自己错审的冤案”、报告文学“一个惊心动魄的政治大阴谋——揭露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黑文的出笼经过”。
在十年后的1989年1月6日《人民日报》上典型报道已大大减少。这天的消息有《烈火中曝光——事情发生在长江油驳燃爆事故现场》、《唐钢依靠全体职工筹资渡难关》、《天山下，有颗被权力碾伤的心》。而在1999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你已经看不到典型报道了。[63]
典型报道为什么会弱化？从大时代背景来说：典型报道是和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相适应的，以狂热和一元化的舆论导向为其特征。随着这个时代的终结，承载这个时代精神的载体便会放慢速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打破了偶像，蔑视造神运动，提倡独立思考和个性化，追求精神上的自由，由于典型报道缺乏或排斥上述因素，所以它的走低是大时代背景使然，是势在必行。此外，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度到市场经济迅猛地掀翻了以往的传播模式，新闻传播者逐步从发号施令者向服务者转变。满足受众的多元需要成为媒体最重要的功能。
在人们对为什么典型报道会走低的种种猜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典型报道那种配合政治、对受众进行自上而下的单面灌输的传播方式，违背了新闻报道和受众之间的互动规律。那些饱蘸政治感情的典型报道，富于政治说教色彩，它总是仙人指路般地告诉受众怎样做，人生应当怎样度过，但不尊重受众的选择，否定了读者的主体意识、平等协商和参与民主决策的权力。典型人物中的许多政治性的变化令受众失去了信心，比如聂元梓、蒯大富、陈永贵、林彪、王洪文等风云人物在前一个时期是“英雄”、“模范”、“标兵”、“领袖接班人”，但在后一个时期又成了“反革命”、“阴谋分子”……，这种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和主观随意性令人从怀疑到抵触。
其次，典型报道中那种高大全的脱离生活实际的典型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典型引起受众的反感、抵触和唾弃。由于我国一贯坚持以介绍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为主的方针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在典型报道中的先进典型总是毫无瑕疵，一味拔高，典型人物“必须十全十美”，“经验必须能概括一个运动或一个地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典型的先进性，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现代受众要求新闻的客观真实，要求以丰富多彩的典型展示社会生活，这就需要打破传统意义上盲目崇拜、一味迷信的典型报道的形式。所以，一旦政治思想解放之后，社会新闻、热点报道、新闻调查等便以强大的生命力应运而生。
自80年代起，典型报道出现了很多改革，虽然在发表的数量上不及以前，但在写作方法上有了很大提高——浓重的政治说教减少了，代之而起的是人情味和生活气息；高大全放弃了，代之而起的是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人物，既表现优点也表现缺点。比如，先进人物张海迪曾经绝望过，甚至想过自杀，但许多记者的报道中没有提到过这个事实，认为这有损于英雄人物形象，但郭梅尼在《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中写到了，这种突破使人相信先进人物是人不是神，不是高不可攀的。[64] 在98年抗洪英雄李向群的报道中，提到了李刚到部队时留着“费翔式”的分头，见领导先敬烟，过生日时到饭馆聚会，新兵训练时首次测验5门功课三门不及格，野营训练掉队后“打的”赶队……，这些细节不仅无损于英雄形象，反而提高了可信度。一位老人说，“李向群20年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家有资产百万却自找苦吃，三次在危急关头交上入党申请书，先后5次在水火中救人，生命最后几天中四次晕倒在大堤上。这一切是许多同龄人，包括我的孩子所做不到的。我们不能要求20多岁的青年高大无比，完美无缺，那不符合辨证法。” [65] 90年代以后的典型报道，大多注重全方位的描写英雄，大大提高了可信度。

《典型报道：中国当代新闻业的独特景观(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