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报道：中国当代新闻业的独特景观

积极性，达到了生产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的效果。
在“苏共”十九大上，党的总书记马林科夫在政治报告中对典型问题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典型问题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政治问题”。[18] 于是，创造典型，教育人民成了全党全国的一个政治任务。[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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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全面改革和苏联社会的巨变，典型报道、正面报道、宣传在苏联全面崩溃，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新闻观念的复兴。[20]
中国的典型报道：源起和膨胀
大部分学者都同意，中国的典型报道起于20世纪40年代。然而，在中国典型报道的历史渊源问题上，理论界大抵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典型报道是师承列宁的“典型宣传”，其源头在于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典型示范”，中国的典型报道是对上述传统的继承。持此种看法的代表是陈力丹，代表作就是他的“典型报道之我见”（1987）。另一种看法认为，典型报道的理论并非来源于苏联列宁的“典型”宣传的主张，而是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在新闻理论中的直接运用。“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与鼓励下，我党的新闻工作者才创造了典型报道，并使它走向繁荣”。持此种看法的代表是吴廷俊和顾建明（2001）。[21]
吴廷俊、顾建明认为，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是他认识世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总结出的并且经常运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它的发端是典型调查实践。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时期，在大革命时期，在井冈山时期对农民、在对农村的典型调查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典型思想方法和典型工作方法，而以毛泽东的党报理论为指针的党的新闻工作必然把典型思想方法用于新闻宣传。于是就出现了典型报道，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就是一个例子。吴廷俊和顾建明认为：

（毛泽东的）典型报道的要诀在于调查研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典型，解剖麻雀，运用典型，指导面上的工作。这种对典型的完整运用，即不同于早期共产主义的“典型示范” 也有别于列宁倡导的上“红榜”与上“黑榜”的“典型宣传”。“典型示范”和“典型宣传”虽然也重视榜样的作用，但与典型报道相比，缺少了典型调查这个认识环节，与我国的典型报道并不一路。
结论是：“我国的典型报道的理论并不是引借于苏联列宁，它是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运用于新闻领域而直接构成的，它是毛泽东在新闻工作上的一个创造，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22]
以上理论肯定了毛泽东典型思想的特色，但断然否定了早期共产主义的“典型示范”和列宁的典型宣传中的调查因素，同时否认了中国典型报道对上述两个源头的继承。然而事实上，任何发展的事物都不是简单的重复，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既然典型是一个源于西方的概念，既然典型报道的概念已经在前人的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和明确提倡，从逻辑发展和历史事实来看，毛泽东的典型报道思想对上述两个源头具有承继性应是没有疑义的。但对两个源头究竟继承了多少，以及继承了其中的何种成分则需要做进一步诠释。问题是：难道这种精微的证明有什么特殊意义吗？毛泽东思想当然是毛泽东独特的思想，但谁会否认它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延伸呢？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被认为是中国首篇典型报道。它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发出的。 在此篇报道前后的延安整风期间， 毛泽东曾发表多次讲话，从这些文件中，当可以看出毛泽东典型思想对上述两个源头继承的鲜明痕迹。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以《整顿党的作风》为题发表演说，其中主要讲的就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继承和理论联系实际问题。2月8日，毛泽东又发表《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其中多次提到《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讲到列宁如何在彼得堡做宣传的情景，还讲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这样引用季米特洛夫的话，而这段话中就闪耀着典型报道的光辉：
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23]
毛泽东还提到了鲁迅的创作方法，而鲁迅则是公认的将苏联的典型理论带到中国来的先锋。他在1921年4月写就的《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使用了“典型”和“典型人物”的概念，据研究，在近代中国这还是首次。[24]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是不断引用了列宁的观点，他说：“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经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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