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报道：中国当代新闻业的独特景观

，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 毛还提到对古代和外国文艺的继承问题：“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们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25] 他还提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甚至提到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而典型问题则是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灵魂。当然，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提出了对典型理论著名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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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有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种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文艺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完成。[26]
尽管文艺的典型理论和新闻报道的典型理论之间有很大区别，但二者还是有密切联系的：后者脱胎于前者，是前者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投射。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以看到他对西方典型理论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精神的继承。一个真实的逻辑关系是：毛泽东的典型理论思想毫无疑问地“引借于苏联列宁”（尽管他对此理论也有中国化的创造），而苏联列宁的理论一定和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有联系。
说到调查，难道早期共产主义的报刊对“典型示范”的报道不要调查吗？难道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典型报道不要调查吗？著名的“客里空”不就讲的是调查的重要作用吗？而作为一个人所共知的泛概念，对调查分出细密的等级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

中国的典型报道自然和上述两种典型报道不同，但其继承关系是明显的。
在本章中，要紧的是通晓典型报道的源和流，至于其中哪个部分姓马、姓列、姓毛并不重要。无论如何，1942年4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解放日报》把吴满有多开荒、多打粮的消息登上了头版头条，普通劳动者的事迹登上如此显要的位置，在中国报刊史上还是一个先例。1943年，大生产运动兴起， 该报大力宣传党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方针；宣传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典型，发表此类消息和通讯3000多篇。[27] 这应算是掀起了中国典型报道的第一个高潮，其中和尔后迅速涌现出的重要典型包括：赵占魁、刘建章、南泥湾大生产、南区合作社、“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王克勤等。
建国以后典型报道更是高潮迭起。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岭英雄、黄继光、罗盛教等是“保家为国”的典型。1953年，毛泽东提出要“重视典型报道”，“……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进行”。[28] 1968年，毛泽东又提出“典型宜多，综合宜少”，这一方针一直指导着中国的典型报道。 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提倡利用典型报道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宣传，报纸“积极支持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一切创举，把先进生产单位、先进生产者的典型经验和重要成就推广到整个建设战线上去。”[29] 于是便推出了鞍钢，王崇伦、郝建秀、耿长锁等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至于后来推出的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挥霍腐化被判处死刑的报道，则配合了“三反”“五反”运动的顺利开展，是反面典型的报道。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央及领导者对整个形式的估计错误导致了“大跃进”运动，当时整个新闻事业仍按中央指示推出大批高产“卫星”、钢铁“卫星”等虚假典型，为“大跃进”运动推波助澜。
六十年代初期的典型报道已走向成熟，涌现出典型人物报道“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以及“种棉模范吴吉昌”、“舍身救火的向秀丽”等人物典型以及大庆、大寨等先进集体。
在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阶段，出现了“小靳庄”、“六厂二校”，“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的英雄黄帅” 等典型报道，它们都是因为某种政治目的推出的。为了政治的需要，典型可以随意塑造。大寨一会儿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型”一会儿是阶级斗争的典型，一会儿是“全面专政的典型“，一会儿又成了“继续革命的典型”。典型报道的政治宣传功能在“文革”时达到了极致。
十年浩劫之后，针对人们普遍对共产主义丧失信心的情况，中央要求树立起大量典型，坚定人们的信仰，于是有了张海迪等的报道；1981年-1983年，配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四化’的积极性，媒体曾先后宣传了一批如蒋筑英、罗健夫一类的先进知识分子典型，同时也报道了陈秀云、贝兆汉等爱惜人才、尊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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