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报道：中国当代新闻业的独特景观

家观点；报社和公众意见可通过社论版等方式加以表达。[49]从形式上来说，当代西方新闻学讲究新闻与评论分开，而反对二者的综合，但典型报道恰恰是二者的结合体，而且评述在其中占有重大地位，有时在报道中甚至鼓呼兴叹。其他如西方的新闻讲求客观性，提倡将记者的主观性、立场、信仰减少到最低程度，但典型报道强调主观渲染；强调以某种精神教育人；强调舆论导向。所有这些都是与西方新闻学相悖的。
总体上说，典型报道是违背一般的西方新闻规律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理论界不承认典型报道是新闻、而是一种政治宣传的原因。不过，社会主义的新闻形式当然有其独立存在的理由，并不一定要采用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标准。
典型报道产生的土壤
典型报道为什么在西方不能成活，而在苏联和中国却能一度繁盛？这个问题现在可以比较明确地回答了。
1、 社会主义国家特定形态的产物和国家力量的推动
典型报道的政治性和宣传性决定了它是一种权利高度集中的社会条件下帮助国家统一思想、稳定局势、维持一定的道德规范的舆论工具。前面提到过，无论社会主义苏联还是社会主义中国，典型报道都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大力发展，始终与政府的方针政策相一致，受到国家力量的支持。各历史时期的典型报道，无不是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推出的，典型报道自始至终肩负着政治使命。
社会主义苏联的新闻体制经苏共几代领导人的培育，形成了这样一种模式：报纸归国家所有，是党和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重要喉舌；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层层监控的金字塔报业体系，《真理报》雄踞塔尖，地方报宣传口径要和《真理报》一致。报刊总是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宣传，如早期的重点是粉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顽抗；进入建设时期后，《真理报》的主题变成解释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动员群众参加经济建设，向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50]，在强大的社会主义宣传中，典型报道唱了主角。
典型报道与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密切联系。典型报道的主要成分是正面典型，是“同类事物中最先进的事物”。在中国，自20世纪40年代起，介绍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的精神便贯穿在整个新闻报道中，并把其作为新闻报道的基本方针，以典型来推动党和人民的各项工作。到八十年代，党又提出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要“理直气壮地宣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改造社会、建设新生活的英雄壮举”，要“用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英雄业绩来教育人民”[51]。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也是我党实现领导的一种重要方式，对党和人民的各项工作具有很大的引导作用和示范力量。典型报道是正面宣传的最高形式。它最集中地体现了正面宣传的要求和特点。回顾我国几十年的典型报道可以发现，我国的典型报道正是有力地体现了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典型报道和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是互相契合的。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不仅在现阶段存在，而且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中国新闻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也就为典型报道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力的前提条件，因此典型报道的弱化直至消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中国的集体主义、重权威的文化传统与典型报道的形式相适应。
典型报道之所以在西方不能成活，简单的说，是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决定的，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多元思想是和中国的集体主义、集中主义、舆论一律格格不入的。

   
　
由于与政治使命的密切相关，典型报道明显地带有“中国新闻文化传统中注重调节、注重维持社会秩序的影子”，在报道中，“‘求善’、‘求治’、重视‘教化’等传统思想文化长期影响着中国社会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土壤，恰恰适合于生成典型报道等报道方式”，[52] 是典型报道这种新闻样式能长期在中国独树一帜的基础。
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使群众习惯于对统治者惟命是从，人民由于知识水平低下、文明不发达而导致自我意识封闭甚至丧失。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受众形成了一种被动接收、单向思维方式。1949年后的中国人民虽然摆脱了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但随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又在人民心目中形成了新的权威，“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儿子” 曾被奉为圭臬。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党推出的新闻典型能被迅速推广，即使是在政府提出“赶英超美”、开展“大跃进”运动的错误口号时仍能一呼百应。这也是典型报道能很快发展并在六十年代初期走向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改革开放以前，人民的文化水平依然不高，眼界受到局限，这种客观情况使典型报道很容易打动读者。典型人物的英雄主义和报道者的真情实感，不仅满足了人们的求知欲，而且与人们传统的伦理道德相契合，因而很容易让人接受。所以陈力丹说，“典型报道观念是文明程度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

典

《典型报道：中国当代新闻业的独特景观(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