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报道：中国当代新闻业的独特景观

　News = 消息，Feature =特写，Investigative Reporting = 调查性新闻报道， In-depth Report = 深入报道……以比较新闻学的眼光观察，在新闻写作的形式方面，西方拥有的新闻样式大都能在中国找到一致或近似的样式，具有某种普世性。然而，有一种报道形式在当代西方是找不到的，那就是典型报道，它是前苏联特别是中国新闻业独有的景观，不具普适性。换句话说，典型报道是社会主义新闻最重要的特征，是横亘于中西报道形式之间的分水岭。
有关典型报道的讨论自80年代末期的热潮之后一直处于低谷，然而，近来的研究表明，对典型报道的认识和诠释远远没有到位。
本章试图从典型报道的概念、本质、特点、历史演进方面来诠释这种报道形式，从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典型报道为什么在西方新闻报道中遭到缺失？本章试图建立这样一个观点，典型报道的存在与缺失是中西新闻报道形式中最显著和最重要的特征，其后有着深层的文化和政治底蕴。[1]
现存文献研究
长期以来令学界困惑不解的现象是：尽管典型报道在划分中西报道形式方面的意义如此重大，但它似乎没有引起西方研究中国传媒学者的足够重视。80年代研究中国、西方和第三世界传媒和报道的重要著作马登的《媒介比较研究》、迈瑞尔的《世界新闻大观》、李金诠专门研究中国传媒的著作《政治和新闻的内部斗争》、《媒介中国，中国媒介》等[2]对中国传媒的很多特点都做了种种描述和探讨，其中包括客观报道、宣传等问题，却独对典型报道视而不见。造成漠视的原因很可能是西方学者没有将典型报道作为一种新闻的样式摄入研究的视野，也就是说，他们不承认典型报道属于新闻的范畴。

相对来说，国内新闻学者对典型报道的研究探讨一直是比较活跃的。以下的篇目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献：安岗的“论典型报道”（1982年）着重对各时期的先进典型和反动典型作了辩证分析；吴庚振的“论新闻典型和典型报道”（1986年）对典型的基本特性、典型报道的基本原则以及如何搞好典型报道等都做了论述；陈力丹的“典型报道之我见”（1987年）发掘了典型报道的沿革和历史，提出典型报道这种宣传方式与当时中国比较落后的社会环境相适应，“将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消亡”；余小萄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对典型的选择和典型的报道问题作了阐述；张芬之“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综述”（1988年），对典型报道的几种观点作了概述，同时也从全面衡量了典型报道的历史功绩和种种弊端；时统宇“关于典型报道的各种观点”（1989年），针对陈力丹 “要淡化典型报道的观念” 这一观点，对各种意见进行了归纳总结；李良荣的“树立典型”（1989年）从宣传的角度谈了树立典型的方法；刘建明的“典型报道”（1999年）则对新闻典型共性与个性作了辩析，他还强调了新闻的时代性。吴廷俊、顾建明的“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新闻思想”（2001年）[3] 认为典型报道理论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一部分，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突出特征。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上述文献都没有将典型报道放在一个国际传媒舞台上来研究，所以对典型报道的科学定位仍然有诸多地方需要补足。在典型报道生长繁衍的地方讨论这种单一的现象，学者看到的大都是存在的合理性；不过，对它的全方位观照则需要具有一种更宽广的比较视野。
渊源和苏联的实践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人家喻户晓、风靡一时的典型报道发源于西方，它在欧洲曾有一个短促的成活期，然后很快就让位于而后崛起的社会主义苏联。
在典型报道之前出现的概念当然是“典型”—— 一种艺术和美学的古希腊术语。希腊文中的“典型”是Tupos，其原义为铸造用的模子，与Idea（模子、原型）同义，由此派生出 Ideal（理想）之义。典型即“最接近理想之型的具体之型”。[4] 一些美学家认为，从辞源学角度看，典型与理想、模范的含义都很接近。在西方文艺理论中，典型和理想两个词常常被互相换用。[5]
西方的典型(Type)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在当时的绘画中，有人按现实的样子画，有人按理想的样子画，亚里士多德认为，“一桩不可能发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可取……画家所画人物应比原来的更美。” 又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写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率或必然率描写可能发生的事。”[6] 亚氏的论断是西方最早关于典型思想的论断之一。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只是萌发了典型的思想但没有直接使用“典型”一词。到了18、19世纪之后，典型作为一种美学概念才开始流行。其中著名的代表是莱辛、巴尔扎克、博马舍、雪莱、雨果、别林斯基等。我们来看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
“‘典型”这个概念应该具有这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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