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民族主义

对现代主义的视角还有重要的经验主义的反对意见。

首先，他们忽视了特定人口通过参与民族形成的文化与政治工作而开始"进入现代性"的时代。也就是说，19世纪初欧洲和拉丁美洲开始的这项工作是完全不同的事业，致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非洲和亚洲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缔造的结果是十分不同的。战后经历了真正的经济、技术和政治相互依赖的"全球化"，这在200年前是不可想像的事情，更不用说实现了。另外，时机选择对于各种民族主义的不同表述形式，以及它们帮助创立的差别较大的民族类型都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别的东西的话，该民族的语言和象征主义会受到其所处时代的重大影响，多半是这种影响来自一个或多个民族中心，例如，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中国，它们充当民族发展的先行者和楷模或诀窍。[23]

第二，现代主义视角很重要的一点是，低估了地方文化与社会的背景意义，它们是说明有关民族主义现代化所有主题的众多"地方性变量"。不过，稍微思考一下，我们就会明白这种做法具有误导性。至多，引入"现代性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对于民族主义或民族形成有推动作用的时机选择。它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民族主义过程的特征、强度、持久性或范围，无疑"现代性"在激发澳大利亚土著和加拿大莫霍克民族主义中起过作用，这就像在法国或俄罗斯那样，不过，这又告诉我们多少关于这些分居"不同世界"的完全不同的民族主义，甚至是时机选择呢？更不用说范围和特性了。[24]

同样重要的事实是，民族主义继续在一些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像法国、加拿大(魁北克)、加泰罗尼亚和美国--兴盛活跃，即使有时以非暴力形式出现，也具有很大力量和韧性。这再次说明，像族裔民族主义这样的文化运动，是相对独立于现代性进程的，这就给民族主义现代化理论提出了重要的问题。

具有革命传统的法国，经济发达，中央高度集权，官僚体制专业化，国民受过良好的教育，人们相当富裕，表明了在全球化经济中心完全现代化社会的特征。在那里，思想意识不断变化，但是民族主义与民族认同意识仍然经常出现，十分强烈。从消极方面看，这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对欧洲防卫共同体的反对上，表现在60-70年代法国戴高乐主义者对北约以及美国霸权的反对上，表现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它对美国文化要求的反对上，表现在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很多法国人对穆斯林移民、对犹太人、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以及他们文化霸权的仇恨上。从积极的方面看，他们感情的另一面表现为对法国丰富的文化与生态遗产的热爱，表现为对其历史传统的强烈依恋，表现为对法国语言的炽热感情，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历史疆域意识，表现在一种看得见的引以自豪的法国光荣的象征上，同时表现在其从建筑和文学到烹任和电影艺术作品上。而所有这些都忽略了法国仍然表现出来的强烈地方主义，忽视了近年来人们对历史教科书上公认的历史传统、艺术史、博物馆学以及其他领域的大量怀疑和批评。戴高乐主义及其"祖国的欧洲"(Europe　des　Patries)的概念，只是一种支撑扎根于法国文化和社会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表述。[25]

在魁北克也有一个相当富裕、发达的工业社会，它是影响较大的北美一体化经济圈的一部分，表现出强烈民族主义的所有特征，追求彻底的文化独立，在"主权联盟"的边缘摇摆不定。人们可能有过这种期望，在20世纪60年代的"静悄悄的革命"以及该省大部分职业和商业活动成功地转移到讲法语的人手中之后，魁北克应该对保证他们的法国文化主导地位以及地方性"家规"表示满意。可是，结果并非如此。法裔魁北克人的情绪和思想在该省的政治生活中仍然是活跃、强大的力量，激发了加拿大联邦其他省里族裔和民族的反对力量。人们确实有这样的担心，在《米奇湖协议》(Meech　Lake　Accord)失效与联邦议会中魁北克人反对党的新兴势力衰落后，这个国家最富裕的一群族裔成员掀起了新一轮的分离运动，最终有可能造成加拿大国家的解体。[26]

从19世纪后期起，加泰罗尼亚就成为了西班牙最成功的工商业地区之一，巴塞罗那成为一个最主要的贸易中心和较大的欧洲文化中心。它的民族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文学和文化复兴，在文学、文化、艺术和科学等许多运动中，在世纪之交的学院、刊物和党派中繁荣发展。从那时起，加泰罗尼亚就位于欧洲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列，经过大众对佛朗哥政权文化压迫的长期抵制之后，该地区再次以强大的族裔民族主义中心的面貌出现，从马德里赢得了大部分政治自治权。尽管(或许因为)它是完全现代化的，加泰罗尼亚仍然是这样一个民族，它具有强烈的历史性民族认同意识，强烈要求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拥有最大限度的自治权。[27]

在美国这样一个最具现代化动力的舞台本身，要想动员一种强大的大陆性天佑民族主义并不难。每当美国土兵在执行联合国任务中牺牲或被俘时，每当总统为美国军事力量介入的对外政策问题而痛苦时，每当贸易谈判威胁要支持美国的对手时，一种独特的美国使命感就会在背后出现，使美国人感到实现民主和自由是他们共同的历史责任。这种共同的爱国主义，这种对美国救世式的信仰，这种半宗教式的共同使命感，几乎独立于美国经济与政治变迁，或独立于美国社会，因为它在各种场合出现，并没有因富裕程度的提高和大众高额消费而减弱。对美国信念、宪法及内涵多族裔文化生活方式的信仰，尽管在国内外遇到了许多挫折和失望，但是它仍然保持着一种张力。[28]

在其他如波兰、挪威和爱尔兰等欠发达但现代化速度较快的社会，族裔民族主义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共同的民族意识广泛地在人们的心中生根，当然对共同敌人的恐惧加深了这种意识--拿波兰来说，它害怕前苏联；挪威担心由德国和法国领导的欧共体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爱尔兰历史上就对英国怀有戒心--不过，这种意识也从独立国家和(或)较大、较先进国家中边缘性，甚至是被吞并、被压迫的共同体的历史遗产中产生出来。尽管有可能把这些国家民族主义的生动表现解释为从以前民族主义时代留传延续下来的东西，但是它们反复出现并且仍然广泛存在的事实说明，有必要更加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些集体情绪和要求的社会与族裔根源。[29]

最近还发生了针对外来移民、外国劳工以及避难者的激烈排外与族裔暴力事件。这种现象既有民间的也有官方的。在民间，过去几年里德国、法国、波兰、匈牙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发生了激烈的民众排犹现象，与此同时在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捷克共和国还发生了排斥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吉普赛人以及其他移民或外来劳工的事件，各种新法西斯主义或新纳粹组织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声称要捍卫民族主义文化遗产以及标准的民族认同的纯洁性，保护原住民的就业机会，它们给这些事件火上加油。在官方层面上，欧洲各国政府对排斥避难者和外来移民的国家政策以及泛欧政策进行了协调，使之一致，入境的规定更加严格，然而正是此时"统一欧洲法案"(Single　Eruopean　Act)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把欧盟的欧洲本地人口统一起来，允许他们在联盟版图内自由出入。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存在统一与分裂这种矛盾现象，说明了对最近复兴的族裔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思想协调的难度，而这种现代化是一种痛苦的变迁过程，它在成功进入民主的大众富裕王国时将获得民族和谐、社会和平。[30]

注释：

[23]关于这些先行者和楷模，见本迪克斯(1966年)。

[24]关于世界民族主义的不同时机选择，见奥瑞吉(1990年)。

[25]关于法国早期的态度，见本塞姆·凡·登·伯格(1966年)。法国历史教学是根据各种Lavisse课本进行的，关于修订人们普遍接受的教学传统，见斯特隆(Citron)(1988年)；关于法国持续不断的地方主义，见布罗代尔(Braudel)(1989年)。

[26]皮纳德(Pinard)和汉米尔顿(Hamilton)(1984年)分析了魁北克人民族主义的社会构成。

[27]与巴斯克民族主义的比较，见佩里(1971年)。另外参见康沃西(1994年)更加详细的分析。

[281关于美国天佑民族主义，见科思(1957年a)和图沃生(Tuverson)(1968年)。

[29]林斯(Lyons)(1979年)和哈钦森(1987年)对爱尔兰民族主义一直持续存在到20世纪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关于战后波兰的宗教和民族主义，见柯里平斯基(1989年)。关于挪威，见米奇森(Mitchson)(1980年)对早期民族主义走势的分析，关于包括对欧共体怀疑主义，甚至反抗的最新发展，见威沃(Waever)(1992年)。

[30]关于此类新法西斯主义，见威尔金森(1983年)和哈斯本茨(1990年)。

节选自安东尼·D。　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