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诗品集释》述评

遗《诗学概论》、叶瑛《谢灵运文学》、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等著作的相关说法，更丰富了《集释》的内容。而有的如《钟记室诗品评议》、《诗品参平》、《诗品约注》等，系未刊稿，则赖此书以存。《诗品下》“梁晋陵令孙察”，陈《注》、古《笺》、许《疏》于孙察皆不能按。《集释》引《约注》：“《梁书·孙谦传》：‘从子廉，历御史中丞、晋陵、吴兴太守。’孙廉当即孙察。《梁书》为唐姚思廉撰，思廉为陈吏部尚书姚察之子，思廉避父讳。廉、察义近，故易作廉。李延寿《南史》又因姚书而作廉也。”此注虽非定谳，却聊胜于无，可备一说。考姚思廉所撰之《梁书》确有避父讳“察”字之处。《梁书·刘孝绰传》“先圣以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云：“二语见《论语》（按：《卫灵公》篇），两察字各本皆作监，此姚思廉避家讳改。今改回。”即是其证。按：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所录的出自姚思廉《梁书》的刘孝绰之《谢东宫表》中的两察字仍作监字，亦可证中华书局《校勘记》说之确。又陈垣《史讳举例》第十一《避讳改经传文例》亦云：“《梁书·刘孝绰传》‘众恶之，必监焉；众好之，必监渝。’此引《论语》，改察为监，姚思廉避其家讳也。”以被例此，姚思廉于孙察也当避家讳而改字了。古代避讳，或用音同、音近字代所讳字，或以同义、近义字代所讳字。姚思廉为避父讳而改“察”为“监”或“廉”，即用后者。“监”有“察”义。《方言》十二、《国语·周语》“使监谤者”及“后稷监之”。韦昭《注》、《汉书·韦玄成传》：“天子我监。”颜师古《注》皆云：“监，察也。”“廉”，亦可训“察”。《管子·正世》：“人君不廉树而变。”房玄龄《注》、《汉书·何武传》：“武使从事廉得其罪。”颜师古《注》、《后汉书·鲁恭传》：“亲往廉之。”《第五种传》：“廉察灾害。”《杨彪传》：“使廉知其状。”《华佗传》：“使人廉之。”李贤《注》皆云：“廉，察也。”又姚思廉在《梁书》中为避父讳，有时改察为监，有时又改察为廉，究其改字不一之由，盖由语言环境不同而有异也。说《梁书》之孙廉即《诗品》之孙察，还因二人之事迹颇有同者。以仕履言，《诗品》之孙察曾任晋陵令，而《梁书》之孙廉亦曾为晋陵大守；以出身言，《诗品》云孙察“最幽微”，陈学士《吟窗杂录本》作“孤微”，显指门第寒微，出身低贱；《梁书》谓孙廉之家亦甚孤贫，其从父孙谦曾客居历阳，“躬耕以养弟妹”（见《梁书·孙谦传》）。由此可知，《集释》引录《约注》（未刊稿，已佚）孙察即孙廉之说，不为无据。孙廉生平，《南史·孙谦传》比《梁书》所载为详，但末列孙廉子嗣。孙廉有子曰孙抱，事见《南史·文学·卞彬传》。孙廉籍里、时代，亦可略考。《卞彬传》云：“（孙）抱，东莞人，父（孙）廉。”只言郡望。而《梁书·孙谦传》云：“孙谦，东莞莒人也。”言及县籍。则孙廉当和孙谦一样，皆为东莞莒人。永嘉之乱，向南迁移，客居历阳。孙廉卒年，殆和沈约差不多，约在梁天监十二年（513年）左右。
　　不过，《集释》在引录这些未刊稿时，由于未作说明是未刊稿，故使后人产生误会，以为确有此书出版。如陈直《诗品约注》，当时仅是手稿而被《集释》引录，后来因为兵乱，连手稿也散佚了。可是，后来的一些著作如台湾省汪中《诗品注》（台湾正中书局1969年初版）、梅运生《钟嵘和诗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萧华荣《诗品注译》（与周伟民《文赋注译》合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曹旭《钟嵘诗品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89年第11期）、《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等，即因《集释》的引录而误认陈直有《诗品约注》付梓。另外，如黄侃未刊稿《诗品讲疏》也只散见于《文心雕龙札记》和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中。《集释》引录《讲疏》语时未说明其所从出，不合引录规范。此外，书目还对颜之推的时代作了误录。
　　《集释》自按注语，亦颇有创见。今举数例。
　　（一）《诗品下》评阮禹、欧阳建等七人诗有云：“元瑜、坚石七君诗，并平典，不失古体。大检似，而二君为优矣。”对评语中的“大检似”，陈《注》云；“余藏明抄本《诗品》，‘大检似’作‘大抵相似’”；古《笺》、许《疏》无说。《集释》在无旧注可集的情况下，自按云：“犹言大较一揆。《吴志·步骘传》：‘顾豫章、诸葛使君、步丞相、严卫尉、张奋威，此五君者，虽德实有差，轻重不同，至于趋合，大检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此按甚确。它为准确解释“大检”一词提供了语源。后之注《诗品》者，凡取《集释》此说者，皆能得其正解；反之，则误。如建国以后中国大陆最早出版的三种新的《诗品》注本就可为证。萧华荣《诗品注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云：“大检似，明《吟窗杂录》本作大抵相似”；向长青《钟嵘诗品注释》（齐鲁书社1986年版）亦云：“大检似，疑有脱误，或系指大体相似”；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则引《步骘传》以作注云：“大检似，大致相似。大检，即大抵、大略、大致，六朝用语。”比较三者，吕说显得更为有据。《三国志·吴志·步骘传》所载品评顾豫章五君之语，乃见于钟嵘同郡前辈颍川周昭所著之书，钟嵘在此用“大检”、“七君”等语汇评诗，正是仿同郡前辈周昭评人之法。“大检”—词，亦见于明顾起纶《国雅品》。其评汪忠勤诗即云：“词新调间，不失唐人大检。”顾氏所言之“大检”，即与《步骘传》、《诗品》的用意同。此也可证“大检”可通，非有脱误，不烦校改（参见王发国《诗品考索》，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二）《集释》于《诗品序》：于是庸音杂体，各各为容”两句，有三条注释：一是“庸音”下引冯振云：“按陆机《文赋》‘放庸音以足曲’”；二是“杂体”下自按云：“皮日休《杂体诗序》‘近代作杂体，唯《刘宾客集》中有回文、离合、双声、叠韵”；三是“各各为容”下自按云：“《梁书》本传作各为家法。”三条注文，均是创获。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即引《集释》所录冯振说以笺“庸音”语源。而《诗品考索》亦在后二条注的启示下写出了富于创意的条文。《考索》略云：按杂体，在六朝隋唐专指回文、离合、双声、叠韵等以游戏为目的的诗体。此见皮日休《杂体诗序》。其后，胡应鳞《诗薮》

、毛先舒《诗辨坻》、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也持这种看法。据粗略统计，盖在魏晋六朝属杂体者共有四十余种。它们是离合、回文、双声、叠韵、五平、五仄、建除、集句、字谜、人姓名、鸟兽名、树名、草名、宫殿名、屋名、门名、车名、船名、郡县名、县名、州郡名、药名、针穴名、卦名、山卦名、龟兆名、相名、歌曲名、星名从军，小言、大言、细言、大垂手、小垂手、数名、四色、五杂俎、五字叠韵、六亿、六府、六甲、八音、八咏、十喻、十空、十二属等。又按：当时不仅诗体丛杂，就是书体、画体也极为繁乱。庾元威《论书》云：“齐末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崇仿，家藏纸贵，……湘东王遣沮阳令韦仲定为九十一体，次功曹谢善勋增其九法，合成百体。……今所不取。余经为正阶侯书十牒屏风作百体，间以彩墨。……其百体者：悬针书，……反左书等。及宋中庶宗炳出九体书，……此九法极真草书之次第焉。删舍之外，所存犹一百二十体。”《论书》又云：“宗炳又造画，瑞应图，千古卓绝。……杂体既资于画，所以附于书末。”
　　（三）《集释》于《诗品下》“齐端溪令卞录”下云：“《隋书·经籍志》：‘齐前军参军虞羲集下注：《卞录集》十六巷。’录、铄形近，疑误”。按：引文之《卞录集》，《隋志》原文作《卞铄集》，《集释》引误。虽然如此，其谓卞录当是卞铄之误，仍为多种注本采用。如吕德申《校释》、王叔岷《笺证稿》、王发国《诗品考索》、曹旭《诗品集注》等，皆是。《笺证稿》云：“按卞录当从《吟窗杂录》本作卞铄，录乃砾之形误。”而韩国李徽教《钟嵘诗品汇》注亦云：“似可从《吟窗杂录》本校‘录’作‘铄’为是。录、乐形近，故录误为铄欤？”《考索》为证成此说。
　　我们知道，衡量一种学术成果的重要标志，不仅在于它解决了什么，还在于它是否具有更深层次的启迪性和引导性。统观《集释》，虽然少有所列各条那样能给人以启迪的注文，但是，即使只有一条，也值得称道了。
　　当然，《集释》也有相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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