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原编撰者及有关问题

下瞰大溪，潭水泓澄，故以名焉。”书林，方彦寿《建阳刘氏刻书考》（上）说：“在建本中，凡出现‘书林’二字，均指崇化书林”。又说：“建阳崇化里村外歌乐山上，历史上曾有一座书林门，门的上方即大书‘书林门’三字，系出入书林的古驿道的必经之地。”（见《文献》季刊1988年第2期第208页））。明代当地著名刻书世家，如余氏刊本等亦多自题“闽书林”、“闽建书林”、“建邑书林”、“书林”云云。由此可见，黄正甫乃是福建建宁府建阳县崇化里书林（今书坊乡）人，其所刻的是明代数量甚多的闽建本《三国志传》中之一种。
　　（二）主要家世与生活年代。南宋理学家黄ｇàｎ＠①（朱熹弟子、女婿）曾寓建阳，有子遂定居于此。据清刻《敕建潭溪书院黄氏宗谱》记载，其后裔黄尚问(1299～1383)入赘至崇化里，黄正甫（名一鹗）即尚问之十世孙。
　　此《宗谱》又载：一鹗（即正甫）父名黄世茂。“世茂公之子，讳一鹗，字正甫。妣江氏成女。生卒俱失考……生子三：国荣、国堂、国丙。”世茂尚有子黄一方，即正甫胞兄。此谱又云：“一方公长子，讳国聘，邑庠生。万历十三年乙酉九月初五日（生），殁康熙十九年庚申正月初十日。”（注：见方彦寿文（《文献》季刊1989年第3期第241页）及其惠函。）今依当时一般民间习俗来推算，男子年十八娶亲，约二十岁前后得长子，那末由黄国聘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上推，黄一方则当约在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前后出生。黄正甫在《宗谱》排名上，是黄一方紧邻相接的胞弟，如果他比其兄少三至五岁或稍后些，则约当生于明隆庆三至五年(1569～1571)或稍后。按明隆庆只有六年，由此而知，黄正甫主要活动年代大约在明万历、天启期间。这也许离事实并不会太远（尚可参见下文）。至于说黄正甫大约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以前，即他出生前约七十年左右，便已经“梓行”这部《三国志传》，就令人难以置信了。
　　（三）刻书活动。黄正甫刊本除《三国志传》外，今所知见的还有刊行于明万历年间的其他通俗畅销书。
　　《兴贤日记故事》四卷，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刊，现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卷一端题“新镌徽郡原板校正绘像注释便览兴贤日记故事”，“洪都詹应竹校正”，“书林黄正甫梓行”。书末有木记题“万历辛亥孟夏月／书林黄正甫绣梓”（注：关于《兴贤日记故事》一书，承蒙日本新ｘì＠②大学副教授中川谕博士协助调查并寄来书影，谨此致谢。）。
　　《二十四孝日记故事》一卷，现亦藏日本内阁文库。卷端题“锲便蒙二十四孝日记故事”。此书上图下文，每半叶有两则行孝故事，全书六叶共二十四则君臣行孝故事。此书与《兴贤日记故事》合为一册（其编叶：前《二十四孝日记故事》，从第一叶始至第六叶；后为《兴贤日记故事》，从第七叶始至书末（注：关于《二十四孝日记故事》，参见福建省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学者方彦寿先生、日本学者中川谕博士等惠函及日本京都大学金文京教授惠赠的书影。对于以上学者的盛情支持，深表谢意。）。陈按：以上两种同时合编入此丛刻本，俱为黄正甫所刊。故日本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类书と庶民教育》一文录载作：《锲便蒙二十四孝日记故事》，“万历辛亥（三十九年）‘书林黄正甫绣梓’”。
　　《精选古今诗词筵席争奇》三卷，“明万历书林黄正甫”刊，见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卷一著录。按当时此类争奇体裁作品十分风行，如明万历、天启间建阳书林余氏萃庆堂就刻有当代作家邓志谟的六种“争奇”各三卷：《花鸟争奇》、《山水争奇》、《风月争奇》、《童婉争奇》（有天启四年序）、《蔬果争奇》（有天启四年序）、《梅雪争奇》（注：邓志谟，名灵，号景南，别号竹溪散人、亦号百拙生。今人孙一珍说他“生于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左右，卒于天启四年(1624)以后”，是“在万历和天启年间多产的作家”（见《中国通俗小说家评传》第72、78页）。邓志谟著述颇丰，有小说、戏曲、“争奇”系列作品，以及通俗日用类书等数十种。余泗泉萃庆堂刻其书最多。但是邓志谟作品，今多流失国外。据金文京教授《晚明小说类作家邓志谟生平初探》说，邓志谟六种“争奇”作品都为余氏萃庆堂刻，余刻本现藏日本内阁文库五种、龙谷大学一种。除此之外，所见《山水争奇》三卷，尚有明天启间清白堂刻本，存“康生”藏书印。
　　此外，另《茶酒争奇》二卷，天马山人（朱永昌）撰，明天启四年(1624)甲子清白堂刻本，亦有“康生”藏书印。
　　由上可见，明万历、天启间“争奇”体作品风行一时，黄正甫书坊刊刻《筵席争奇》是毫不为怪的。）。其《山水争奇》三卷，还有明天启间建阳书林杨氏清白堂刻本。黄正甫所刻《筵席争奇》当也是时尚畅销书。
　　由上可见，黄正甫其人主要生活年代及其刻书活动都是在晚明时期。
　　其次，再从黄正甫所“梓行”的《三国志传》来看。
　　此书乃孤本，今仅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图）。据原北平图书馆旧卡记录：“《三国志传》二十卷八册，明书林黄正甫刻本。购订处：邃雅斋（北平琉璃厂）购。收到日期：（民国）24（1935年）／3（月）／11（日）”。是1935年原北图从琉璃厂书肆购得的。所见八册乃金镶玉重装本，入藏前当已为之。有学者说：“黄正甫刊本的封面、叙、目录是天启年间重印时补配的”；而正文是“今见”之“最早刻本”（见《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1期）。即正文比“叙”、“目录”早，其“刊刻时间大约应当在公元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以前”（见《〈三国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因此，对于这些问题应该进行必要的探讨。
　　（一）关于正文。从各卷卷端所刻的书名来看，此本首卷端题“新刻考订按鉴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第七卷同，第二卷只缺“全像”二字、第八卷“新刻”作“新镌”二字）；然而，第三卷端题“新刻京本按鉴考订通俗演义全像三国志传”，其第四、五、六、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卷端题都同第三卷。此书共十六卷卷端刊刻有“京本”二字，全二十卷卷端都题“新刻”、“考订”等字样。何谓“京本”？郑振铎先生说：明代闽地书铺，“凡翻刻南京、北京书，皆冠以京本二字，以示来源，有别杜撰”（见《西谛书话》第60页）。可见黄正

甫是据“京本”（这里当指南京刻本）翻刻的，当然也不排除他利用先前已翻刻“京本”而成的部份旧板来印行，无论属于哪种情形，都是曾经加过工（所谓“考订”、“按鉴”等）的“新刻”。既然有“京本”在先，黄正甫本就绝不是什么“最早刻本”，这完全是不言自明的事。即使以为“新刻”、“京本”云云是一种商业宣传手段，那末这种宣传的本身，无疑也透露出当时已经出现了《三国志传》众本纷呈而黄正甫本并不“最早”的消息。
　　今见黄正甫本正文的一些文字，未必都能算得上“最早”。以其卷之二《曹操兴兵报父仇》段对曹操在兖州招纳贤士的描写为例，来与余象斗双峰堂刻本《批评三国志传》（下简称“余本”）相比照，不难发现其多处文字是经过改易的。(1)“余本”写郭嘉推荐刘晔，说他“十三岁与母报仇，杀仇人头拜墓；二十馀岁在扬州席上砍杀刚强郑宝，名闻淮海。”而黄正甫本则删去杀人之事，并把刘晔从“光武嫡派子孙”改为“光武宗派”。“余本”写荀ｙù＠③推荐程昱时，说他“身长八尺三寸，美须髯，眉清目秀”，黄正甫本也加删除。这些是因为强化尊刘贬曹倾向的需要。(2)“余本”写曹操访请程昱，“遣人于乡中根问，果得消息于山中读书”；黄正甫本改写作“操遣人于乡中访问，在山中读书”。又，“余本”写夏侯ｄūｎ＠④推荐典韦时，对曹操谈其发现典韦的经过：“某（ｄūｎ＠④自称）于中山射猎，见一大汉逐虎过涧，问之即典韦也，收在军中久矣。”而黄正甫本改作“ｄūｎ＠④于山中射猎，见此人逐虎过涧，收在军中久矣。”显然，黄正甫本的这些文字经过了改易，尽失其本色；而且将“根问”改作“访问”，将“一大汉”改作“此人”等等，使活生生的口语变成僵硬的书面语。(3)“余本”写曹操招纳人才，在列举四位谋士姓名后，谓“更有五十七人不录”；接着又列出“文武兼全”者、“武将”名单，随即说“多有部下之人，不及录亦多。部有精兵三十万。”黄正甫本保留了“余本”前句“更有五十七人不录”的文字，却将后句“多有部下之人，不及录亦多”等大加删改。经过一番修饬，黄正甫本的文字确实是简洁多了，但留下的斧凿痕迹也十分明显。从这些描写中可以看到，黄正甫本的某些文字不可能比“余本”更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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