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原编撰者及有关问题

余本”刊刻的确切时间是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
　　（二）关于“叙”、“目录”等正文卷前文字与所谓“封面”问题。单就字体而言，很难断定这些卷首资料与正文刊刻时间的前后。因为一家书坊不会只有一个刻工，而一个职业刻手也不会只熟悉一种字体。同期刻印的正文，可能有时与卷首资料的字体并不完全一致。所以，如要对这个问题作鉴别，还需再从其他方面来探索。
　　黄正甫本卷首目录的段数与段目，与正文互有异同。(1)黄正甫本二十卷，每卷十二段，所以卷首《目录》末云：“首尾共计二百四十段”。但是，除了缺叶外，今所见正文失刻了四则段目，实只存二百三十六段。即卷之二缺刻原第七段段目（按卷首《目录》此段作《李催［ｊｕé＠⑤］郭＠⑥［汜］杀樊稠》。“余本”、乔山堂本同黄正甫本的卷首目录。下凡如此，俱简作：“同某本”），卷之五缺刻原第十二段段目（按卷首作《曹操乌巢烧粮草》，同“余本”、乔山堂本），卷之十二缺刻原第五段段目（按卷首作《曹操试神卜管辂》，同“余本”），卷之十九缺刻原第十段段目（按卷首作《姜维祁山战邓艾》，同“余本”、乔山堂本）。黄正甫本正文虽然不刻这些段目，但是其内容与文字依然保留，而且描绘这些故事的上图也照刻不误。今见这些故事图，依次为：“李ｊｕé＠⑤席上计斩樊稠”（卷一）、“曹军烧绍乌巢粮草”（卷五）、“操令管辂卜左慈事”（卷十二）、“司马望救邓艾出阵”（卷十九）。足见这些卷首目录是正确无误的，而恰恰只是正文应有的这些段目漏刻了，却并非原本（或祖本）正文就是如此。(2)卷首段目文字与正文不尽一致，在明闽建刻本中是并不罕见的。黄正甫本有这种情形，其他建本也都不乏其例。如“余本”卷八正文段目《诸葛亮计伏周瑜》，而卷首作《孔明智伏周瑜》；汤宾尹校本《三国志传》（下称“汤本”）卷二十正文段目《司马炎复夺受禅台》，而卷首作《□□□［司马炎］复受魏禅》；乔山堂本《三国志传》（下称乔山堂本）卷二正文段目《刘玄德北海解围》，而卷首作《刘表［备］北海解围》等等。至于黄正甫本卷九正文段目《赵云智取桂郡》、《黄忠魏延献长沙》，而卷首作《子龙翼德各得郡》、《关索荆州认父》；卷十二正文段目《瓦口关张飞战张ｈé＠⑦》，而卷首作《张飞关索取阆中》，这是因为正文删改了关索故事而另题段目的结果。其实，这种情况全同于乔山堂本，而乔山堂本刊刻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或万历四十七年(1619)，比明天启三年(1623)才出现的黄正甫本要早许些年头。这里还应该附带地指出，乔山堂本的卷首目录存有卷十二之段目《曹操试神卜管辂》，正文删去此段目（黄正甫本同），并将此段正文紧接于上段末（黄正甫本与之大体相同），只不过乔山堂本正文删去描写管辂的文字比黄正甫本要多得多，故其卷首似已完全没有必要保存此段目。尽管如此，至今还没有学者提出乔山堂本的卷首文字要比正文晚刻的看法。因为这些并不能用以证明正文与目录之间刊刻的先后。
　　黄正甫本卷首《目录》之前有癸亥（即天启三年）博古生《叙》，其后有《君臣姓氏附录》。正文有些错字，《君臣姓氏》中也可以找得到。如卷二写夏侯ｄūｎ＠④推荐典韦时，曾说：“此人乃陈留巴吾人也”；《君臣姓氏》之魏国臣纪也载：典韦，“陈留巴吾人。”其实，“巴吾”乃为“己吾”之误。按陈寿《三国志》卷十八本传载：“典韦，陈留己吾人也。”又，《后汉书志·郡国三》亦记陈留郡下有“己吾”县。可见正文与《君臣姓氏》都一起错了。又如黄正甫本往往将“阿”字误作“河”。正文卷二写曹操“留荀ｙù＠③、程昱领军三万，守鄄城、范县、东河三县”；《君臣姓氏》之魏国臣纪亦谓程昱“东河人”。但据《三国志》卷十四、《后汉书》，“东河”俱为“东阿”之误（“东阿”，时属兖州东郡）。正文卷三写孙策移家属于“曲河”并曾以“曲河”为据点，此“曲河”即“曲阿”。黄正甫本正文错误与卷首《君臣姓氏》之如此划一，也难以令人相信正文与卷首刊刻时间距离竟达一百二十多年之久。
　　至于说到黄正甫本的“封面”，更令人十分惊讶。因为今见此书根本没有封面。所谓古籍的“封面”，刘国钧先生《中国书史简编》说：“书的起首处总有题着本书名称的一叶，现在称为书名页，从前称为封面叶或内封面。现在称为封面的一页，从前称为书皮或护封，是不计算在全书之内的。”“国图”入藏的此书已缺失封面叶，所见题有“三国演义二十卷　明书林黄／正甫刊本”字样的外叶，其实就是书皮（即俗称“书衣”）。上文已经说到，“国图”所藏此书乃是民国年间金镶玉重装本。今见原书叶内，已加有稍大于原宽长尺寸的衬纸。此书皮大小尺寸俱同于衬纸，再从其纸质与色泽来看，书皮纸也当产于民国时（最早不过于清末）而不可能到明代后期。所见书皮是民国间重装时加上去的，根本不是明天启三年的原物；况且书皮上的字样也并不是刻印的，而是重装后用墨笔添写上去的。因此，将民国年间重装时所加的书皮当作明天启三年之物，并用以为刊刻时间先後的例证，实在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丝毫不能说明问题。
　　综上所述，黄正甫本尽管有一些文字比较接近《三国志演义》原著，但它刊行于明天启间而绝不是什么“最早刻本”，

这当是无可变更的事实。晚明时期，在《三国志演义》被大量刻印的情况下，人们既已熟知其原编撰者是谁，而省刻罗贯中的名字是不足为怪的，并不一定是要对其著作权提出挑战，更何况黄正甫本又没有对作者问题提出新说法。后来的毛本《三国志演义》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今见最早的毛评本是清康熙十八年刊出的《四大奇书第一种》，亦不署原编撰者姓名（后来的毛本都如此），此时批评者毛宗岗本人尚还在世。其实毛宗岗并非不知道。早在康熙初年，他曾协助瞽目的父亲毛纶评《琵琶记》而成《第七才子书》，并在其代父执笔的《总论》中说：“昔罗贯中先生作《通俗三国志》一百二十卷，其记事之妙，不让史迁，却被村学究改坏，予甚惜之。”又说：“予因叹高东嘉《琵琶记》与罗贯中《三国志》皆绝世妙文，予皆批之”云云（注：引文见清成裕堂刊本《第七才子书》卷首。有关毛评本，可参见拙作《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可见毛宗岗并非否认罗贯中的著作权，而只是忽略了原编撰者的署名权。黄正甫本亦当如此。所以，在著作权观念十分薄弱的古代，尤其是对流传已久而群众熟知的小说作品，书坊有时省刻其原编撰者的姓名，当时人们对此是不难理解的。
　　　　二
　　明代的记载屡屡不绝，可以证实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原编撰者。
　　第一，明代著述的记载。
　　（一）书目簿录：
　　著名藏书家高儒有自序作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的书目著作《百川书志》，其卷六《史部·野史》记载：“《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十］卷，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据正史，采小说，……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按高儒是涿州人。这位北方的私人藏书家，其藏书簿录已经记载了《三国志演义》并确认原编撰者是罗贯中。
　　（二）杂著叙录：
　　文学家郎瑛(1487～1566)笔记集《七修类稿》卷二十三说：“《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又，此书卷四辩关羽怪诞事时，说“玉泉显圣，罗贯中欲申公冤，既援作普净之事，复辏合《传灯录》中六祖以公为伽蓝之说，故僧家即妄以公与颜良为普安侍者”云云。按郎瑛是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其《七修类稿》有明嘉靖间刻本。今姑暂且不论籍贯问题，但从郎瑛书中，可以看到当时江南地方已经熟知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的原编撰者。
　　文学家胡应麟(1551～1602)所著《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在谈及施某编《水浒传》时，说：“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按胡应麟，浙江兰溪人，明万历四年(1576)举人。家中藏书极富。所谓罗本乃施某“门人”说姑先勿论，但他对《三国志演义》的编撰者问题也是确信无疑的。
　　（三）小说序跋：
　　明代小说的序跋很多，其作者姓名或有伪托。今以明本所刊为据，大致可免误将清人作品混入。
　　先说《三国志演义》的序文。最早的作品是明弘治七年(1494)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说：“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此时，罗贯中之书还只处在传抄阶段。到嘉靖二十七年(1548)钟陵元峰子《三国志传加像序》，说：“……而罗贯中氏则虑史笔之艰深，难于庸常之通晓，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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