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演义》原编撰者及有关问题

古代小说《三国志演义》（注：罗贯中此书原名究竟叫什么？今见诸明刻本卷端除附加“按鉴”、“精镌”等许多词语外，书名或题“三国志传”，或题“三国志通俗演义”，或题“三国志”，或题“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等等。考小说史，其书名乃依傍陈寿《三国志》而来。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诚德堂熊清波本有《序》亦曰：“《三国志》一书，创自陈寿，……罗贯中氏又编为通俗演义，使之明白易晓，而愚夫俗士，亦庶几知所讲读焉”云。故知罗氏原著书名无疑不叫“三国演义”，今姑通称而谓之《三国志演义》，以俟后考。拙作《罗贯中原著书名非“三国演义”辨》（载《文史知识》1995年第5期）已叙说之，可参见。）早期刻本很多，诸明本的书名题署各有异同，先后参与整理者也甚夥，而其原本为罗贯中所编撰，则成为学术界大多数人的共识。
　　　　一
　　近年来，有的学者以为《三国志演义》编撰者不是罗贯中，因为这部小说的某些明代“梓行”本（如黄正甫本）并未署作者姓名，而这黄正甫本却被认为是最早的刻本。因此，问题的澄清还须从版本谈起（按：关于黄正甫本的详细讨论拟另具文，此处只对涉至原编撰者与相关的问题略作旁及而已）。
　　众所周知，《三国志演义》成书后，长期一直以抄本形式流传。明弘治七年甲寅(1494)庸愚子（金华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说：“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又说：“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弘治七年此序只提“誊录”传抄，不及当时有刊刻之事。到明嘉靖元年壬午(1522)关于修髯子（关西张尚德）《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乃托称有客请求刊刻，以传“四方”，于是才有了刻本。这应该是可以相信的事（注：今人沈津先生认为此前或有刻本。他在上海图书馆所藏明周显宗刻本《陶渊明集》上，发现改装用的衬纸中有《三国志演义》残叶，谓据残叶“衬纸的字体、纸张、文字等进行鉴定，此种刻本应在明嘉靖刻本之前，或在明成化、弘治间。查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不载此刻之行款，当另一新版本也。”见《文献》季刊1990年第2期第200页。　陈按：1989年10月在沪开会时，当月20日曾专往观看该残叶。所见此刻确为未著录的早期明刊本，半叶12行，行22字。但其年代的最后鉴别，尚待进一步的充足证据，故而暂时未敢苟引。况且，今见之所谓“嘉靖元年本”（即“人文影本”的底本）并非此年刊印。其真实的刻书时间还需要重新确定。当然，真正的嘉靖元年本也有待查找。至于嘉靖元年前的刊刻问题，并不排除存在的可能性，但要等真实可靠的发现来作结论，目前只好暂从修髯子（张尚德）《引》之说。）。
　　不过，今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下称“人文影本”），虽然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底本是明嘉靖元年壬午张尚德刊刻的，但是事实上未必如此。从同系统的夏振宇刊本（注：夏振宇本的板心刻“官板三国传”，可见其母本为官版，尽管分卷不同，正文与注也有所加工，且有不少错误，但是从总体来看，夏本与“人文影本”有许多相同或接近的地方（包括误文误注），而且其卷首也有明嘉靖壬子（午）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等。夏本的祖本当是嘉靖元年张尚德“小书庄”刻本（或其底本），与“人文影本”的母本（或祖本）同出于一源，只是各自在历次翻刻过程中又进行了不同的整理和修饰。因此，通过夏本当可窥探嘉靖元年张尚德原本的某些面貌。）来看，尽管夏本晚出而且有许多加工整理，却也保存了嘉靖元年原刊的某些文字。下面仅举数例以略说之。例一，“人文影本”底本有脱文。如卷首庸愚子《序》，夏本写“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读到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这里有两个“读到”，乃正是原文骈体对句的提示需要。但“人文影本”此处缺失后一个“读到”，显然是其底本刊落的缘故。又如夏本此《序》分析曹、孙、刘三家时，指出孙权父子“虎视江东，固有取天下之志，而所用得人，立心操行，又非老瞒可议。”接着说刘备“君臣契合，辅成大业”。这里其实也是评说三家的用人，以为刘备“君臣契合”乃最上，孙权“得人”的“立心操行”为其次，曹操则又无可与孙权相比。前后呼应，意思层次分明。但是，“人文影本”却刊落“立心操行”四字，那末东吴孙氏所用人之“得”便隐然不显，也模糊了三家“得人”的差别，此当非嘉靖元年本的原来面貌。例二，“人文影本”底本有误字，夏本可正之。如夏本修髯子《引》，谓此书“简帙浩瀚，缮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缮本”，即抄本。《后汉书》卷八十四《董祀妻传》载曹操问蔡邕遗书，邕女琰因书已流失，“罔有存者”，乃凭“诵忆”而“缮书送之，文无遗误”。“缮书”，即抄写所成本也。按因《三国志演义》“简帙浩瀚”，此前只有“誊录”相传而抄写工作繁重，所以这里才说“缮本甚艰”。然而，“人文影本”此《引》“缮本”作“善本”，非也。通常所谓“善本”乃指珍贵难得的版本，虽然也包含有抄本在内，但是当时小说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明嘉靖元年此《引》不可能称其近代小说为“善本”，故知此处当以夏本为是。例三，“人文影本”底本经过文字修饰，删除了一些“忌讳”性的细节描写，而其母本（或祖本）某些文字则从夏本中可以看得到。如夏本所保留对关羽、诸葛亮的一些微词，当为未加修饰的祖本原有，但不见于“人文影本”。又如“人文影本”写曹操得冀州后，“操自统大军征袁谭，直抵平原。谭料非敌，遂弃平原，走保南皮。”而夏本在“直抵平原”与“谭料非敌”之间，还有一段约十二行近三百个较为朴实的文字，描写袁谭向刘表求救，表听刘备“只宜养兵自守，彼虽求援，切莫妄动”之计，遂贻书拒绝。如果说刘备在白门楼落井下石，是因为吕布曾经抢夺过他的地盘，其负“射戟”之恩似尚为情理中事。但是，袁谭既与他并无嫌隙，而又在他穷途匹马来投时，还曾亲自迎奉而待之为上宾。袁谭有大难，刘备理应设法救援，今却反而阻止刘表出兵，其行为实在鄙劣。这种有损于刘备形象的描写，在尊刘贬曹倾向日益强化的情况下，后出的夏本是不可能擅自增添的，而当是保存原本之所有。例四，“人文影本”底本的正文又有挖改的明显痕迹，当非原本所为。如夏本写鲁肃过江邀孔明，说：“孔明之兄为江东参谋官，望公既久，……愿请公同见孙讨虏，共议大事，若何？”这里鲁肃直呼之“孔明”。但是“人文影本”的底本此处进行了挖改，将“孔明”二字改作“贤公”，殊不知通检全书并无称谓孔明作“贤公”之词语。这里的挖改，显然不是因为校正文字的需要，实亦乃为尊刘而敬重孔明之缘故（注：《三国志演义》写孔明被称为“大贤”、“公”等，“人文影本”的底本经过挖改而合称之为“贤公”。但“贤公”之谓，亦不见于尚保存对孔明有某些微词的夏本等。）。如此等等，可见“人文影本”及其底本并不是明嘉靖元年张尚德“小书庄”的原刊本。如果把“人文影本”当作嘉靖元年原本，并以此为坐标来判断、分析或研究《三国志演义》的版本及其年代问题，所作的结论无疑将不会是十分可靠的。况且，经过了漫长岁月的传抄以及后来诸多的增改刊刻，《三国志演义》的版本问题已变得十分复杂，而且依据刊刻的先后有时也还并不足成为证明其对原书接近程度的唯一标尺。
　　今有学者认为，黄正甫本是刻于明嘉靖元年（甚至是弘治十三年）以前的最早刊本，此本未署作者名，于是便否定罗贯中

是《三国志演义》的原编撰者。诚然，属于“三国志传”系统的黄正甫本中的某些文字，应该说仍保存其祖本面貌而可能比较接近于罗贯中的原书。所以，拙著《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曾将此本与“人文影本”有关诸葛亮形象的描写进行了比照。不过，我至今仍然还认为此本刊刻时间晚于“人文影本”的底本，孙楷第先生据序末题署而确定为“明天启间”刊的说法，还当是可信的。今仅就有关问题作如下简述，并向方家请教。
　　首先，从刊行者其人的年里与刻书活动来看。（一）黄正甫乡里。此本卷端题“书林黄正甫梓行”，全书卷末木记又作“闽芝城潭邑艺〔书〕林黄正甫刊行”。刊行者为黄正甫，是学术界确认而没有争议的事实。按《明史》卷四十五载，建宁府下辖建阳县。据明清地方志记述，“芝城”即建宁府的别称，“潭邑”则为建阳县，此“书林”乃特指建阳县崇化里书林地方（注：芝城，据清康熙《建宁府志》载，因府城南有紫芝山（古代产紫芝）而得名。“潭邑”（或又作“潭阳”），明万历《建阳县志》载：“建阳县古有大潭城。闽粤王无诸筑城于上，以拒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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