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广播的文化战略定位

　    世纪之交的中国广播面临着重新进行文化战略定位的严峻现实——
    其一，西方国家广播已经和正在进行以中国为进攻重点的文化与科技两大战略调整，由冷战时期的半月形包围圈发展到对华电波战的整体合围之势。
    其二，现代通讯技术和信息高速公路的迅猛发展为受众提供了极大的信息选择空间，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传媒之间的竞争，促成了广播超越传统局限，发挥其长于人类精神交往、心灵沟通的文化传播优势，把握机遇，以新的姿态进入21世纪。
    其三，市场经济因素介入新闻传媒。从某种意义上说，谁赢得了受众，谁就赢得了市场。因此，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和发扬媒体自身的人格化魅力，吸引受众，并引导受众认同和接受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念是广播传媒面对的“当务之急”。
    其四，香港回归祖国带来“一国两制”的多元文化格局。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碰撞和相互作用势必对内地和香港广播产生深远的影响。内地广播传媒对此务必要有清醒和辩证的认识，并能从维护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两个向度制定对策。

    中国广播的文化战略定位大体上应包括如下方面的内容——
    一、中国广播的文化形态
    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部环境和冷战结束，冲突不断，东西方走向对话的外部环境下，中国广播具有以舆论工具形态为主体的多种文化形态和多种文化功能。
    （一）作为舆论工具的广播。中国广播首先是作为党和国家的舆论工具存在的。198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明确指出：“广播电视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中国广播作为党和国家舆论工具的这一政治属性和世界上所有国家广播的基本属性归根到底是一致的。
    （二）作为信息媒介的广播。从广播自身的内在运动规律来看，传播信息是广播媒体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属性。作为信息传播媒介，广播传播的根本目的在于借助语言、音响和音乐将原始信息加工为文化信息，以诉诸人类的听觉。我们之所以将广播的这一信息传播形态视为文化形态，是因为广播传播的终极信息是一种通过传者加工过的文化信息，“文化信息所施加于人们的力量是台阶控制人们行为的主要能量输入形态，也是形成各种社会心理状态以适应环境的最基本的社会刺激或反应方式。”尽管现代受众在信息接受过程中不再扮演“靶子”的角色而享有选择信息的广泛自由，经过传者加工的文化信息仍然可能使受众不由自主或潜移默化地接受“文化”引导和改变。因此我们将广播的信息传播形态视为一种文化形态。
    （三）作为舆论监督的广播。通过广播、电视和报纸等新闻媒介实行舆论监督是开放的现代社会特有的文化形态。广播传媒实行舆论监督的文化功能在于以新闻批评或听众参议议政的形式协调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促动政府职能部门解决群众生活和工作中存在的难题，以及督促和鞭策国家工作人员纠正错误，改进作风，联系群众，安定民心，从文化心理上维护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四）作为交流渠道的广播。现代社会紧张的生活节奏、细密的社会分工与优越的物质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际关系的疏离、社会交往的散淡与道德评价的失衡。以广播作为交流渠道开展精神交往，促进社会沟通，体现了广播媒介在传播形式上注重心灵相同的人文意识，适应了听众道德修养和人际关系调适的需求，也有利于人和人的交往与沟通。
    （五）作为教育载体的广播。广播历来被誉为空中学校，担负着社会教育和该学类教育的重担。在传输技术迅猛发展，电视教育相当普及，网上教育也已特别显示出成效的今天，中国广播传媒仍然有作为教育载体的必要和可能。首先是因为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普及该与和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仍然是包括广播在内的所有传播媒介都不可推卸的职责和义务。
    （六）作为社会论坛的广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受众参与广播的形式和内容将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以新闻评价为主体的参政议政和舆论监督有可能成为受众参与广播的经常性话题。因此广播传媒向受众提供的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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