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传媒

，正是我们主动放弃了意识形态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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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信上帝，相信鬼神。鬼使得中国人发生“灵魂”问题，包括善恶报应等人类自身的反思。信仰是一种终极需求，也是人类最基本需求。５０－６０年代对人文教育的破坏，20年来被颠覆的最彻底、最体无完肤的就是价值观，一个国家20多年没有信仰，价值观全面向传统回归，幸福观变成了福禄寿，英雄观变成江湖大侠，生活观充斥着严重的痞子化和虚无主义。低级庸俗下流的寻乐主义、东方神秘主义，那就是邪教产生的土壤。人类历史上对精神追求――古希腊求真、求美，古希伯莱坚持信仰，中国自古以来的仁爱精神，都变得无足轻重。没有信仰，社会就失去规范，不规范，不均衡导致冲突不断。人们失去信仰，制度就失去了它广泛的支持度，制度合法性就面临十分尴尬的局面。公安大学靳高风认为：失去信仰，建设法制社会可谓“蜀道之难”。罪与非罪，守法和违法，公与私的混淆，价值观预期的紊乱，使社会无序和文明衰退。
争夺读者和观众注意力的竞争变得极为激烈，面对“资讯过剩”大潮，迫使编辑决定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随着观众读者口味的改变，如此一来，编辑几乎失去了他们的功能，“整个传媒业正在演变成大百货公司。”(萨缪尔森)结果是，我们不知道新闻到底是什么，受众也不知所云。记者最担心的不是写作、不是主题，而是能否见报。新闻主官控制圈内，上稿权成了关键。又变成权力斗争的焦点。其实这属于超编辑因素。于是，这些年总是有人拷贝，抄袭制造假新闻。因为成本和风险很低。媒体的新闻构架变成了两条腿，一是炒星。一是揭黑幕。媒体报道取向始终受着诸多因素制约：一是政府对媒体监管力度；二是转型期媒体的改革力度；三是民意的影响，老百姓也不愿意天天看丑闻。这三方面就形成了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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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采访环境恶化
采访环境变得异常严峻和凶险。一些政府机构、公安、司法、检察、税务机构的不作为、渎职，超记者行为不得不加强。媒体为了哄动出彩，些许为了正义。卧底、探密、偷拍等超记者行为比比皆是。记者采访中往往得变成一个侦探，卧底取证增加了采访风险和成本，极大地限制了报道的范围。严格地说，这种越线行为，在不超出公正的范围内尚可。《重庆商报》罗侠被打，采访不仅仅面临暴力，还被恶意诉讼、地方保护主义侵害。施暴者有地痞无赖，也有政府部门公务人。一些地方社会治安形势相当严峻，带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和流氓恶势力横行，爆炸、杀人、绑架、投毒、拐卖妇女儿童等重大恶性案件时有发生，盗窃、抢劫等多发性案件居高不下。揭黑幕的风险很高，媒体面临的尴尬是：如何选择公正、公平、公信，如何坚持“三讲”原则。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本身在表达意愿和表达能力上悬殊很大；加上诉求渠道不通畅。造成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接下来权威、政要打招呼，被告成对象会动员所有的社会关系，向媒体游说、施压、以至贿赂，以至将报道扼杀。刘健写的《两支队伍包围焦点访谈》文章说，中央电视台的大门排着两条队，一队是上访者，一队是为游说说情的官员。
媒体为适应市场，存在着世俗化、都市化、和文化品位的等等问题。恩特曼所论述的，媒体通过突出某一方面、削弱其它方面来构架新闻，从而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向被突出的部分。“ 新闻构架分析法，构架这一概念是由高夫曼（１９７４）提出的，用以阐述人们如何理解每天生活中发生的事件。高夫曼认为，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监控着社会环境，以便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期望和行为。高夫曼论述过让女人摆出诱人姿态来吸引男人注意的广告是怎样在无形中加强了对女性的社会歧视。对媒体来说，新闻构架通常设置一种主导的和首选的阅读，虽然读者也可能从相反的角度来理解。构架的要素是可调大小的——夸大或缩小描述事实的元素从而使其突出或不突出。甘斯（１９７９，７）认为，媒体构架是认识、阐释、陈述的一种持久稳固的方式，也是挑选、强调和剔除的依据，通过构架，符号操作者只需例行公事式地组织符号，无论是语言的还是视觉的。与构架分析法相比，内容分析法不能充分展示语言和视觉讯息的微妙和细微差别。只有贴近地、挑剔地逐一考察语言和视觉文本，才能使微妙、隐蔽的讯息一目了然。因此，为了显示这一微妙之处，新闻构架要求作者作出关键性的决定：新闻报道中的众多要素到底那些是重大的、需要加以突出的。”（清华李希光 《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
四、跨学科领域加深
1997年至今全国出现了60--70种财经类报刊并形成办刊热点，缺少专家级分析人员和信息顾问，流于恶性竞争，始终进入不了主流期刊。而路透社、道琼斯、穆迪和博龙贝格以很成熟的财经产品强力打进中国市场。中国传媒的财经编辑、记者还欠成熟，对专家的符号系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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