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传媒

　一.意识形态的弱化
８０年代初，意识形态的弱化，自我意识的强化，个人崇拜坍塌了，个人主义却复活了，80年代知识精英以忧患意识、理想主义、人文关怀、启蒙主义进入主流社会。一元化意识形态满足不了多元化社会需求的发展。
90年代发生了最大的社会变迁。小人、狂人、穷光蛋，无名鼠辈、劳改犯、投机家、封疆大吏、社会名流都极尽表演。三大浪潮的产物在中国同时存，农耕、大工业和信息时代在“和平共处”。英雄主义、明星崇拜，贵族化、平民化、资产阶级、另类都在大肆张扬。社会地位迅速分化，体制不变，仅产权制度有所松动，意识形态、文化思想、政治体制的弱化，一些社会控制的工具跟不上社会形势的飞速发展，信仰、宗教、文化、教育，这些社会控制工具，退化到可有可无的地步，不同的利益冲突、协调、合作、制衡就很难完成。利益格局的分化，很酷，也很无耐。个人预期趋紊乱、浮躁，在利益趋动下，伪幸福、伪科学日盛，造成普遍炒星，炒老板，炒专家的造神现象。
专家、学人首先是利益格局的分化，随后寻找最低成本进入主流社会，否则即被边缘化。经过10多年，精英的观点也大大分化，失去了共同语境。他们的符号完全不同，语境支离破碎，迅速分化成各种各样的专家圈子。圈子内，他们像白痴一样吵吵嚷嚷，圈子外，追逐权力、追逐资本，傍大款、傍大官，精英傍上权力加资本，俨然成为垄断资本或买办资本的代言人。在精英的论战中，利益背景影响削弱了所有建设性。凡牵涉到利益背景，就非学术争论。中国精英与利益集团、资本有千丝万缕联系。利益的纠葛使争论流于感性阶段，精力全被消耗在对弦外之音的揣测上，以致发展到人身攻奸。理论胜负其实是对决策层的争夺，最终谁占上风，都架不住实践的检验。

所有媒体都不承认自己媚俗，不媚俗又活不好，面对生存窘迫。最终就是市场是否认你，或是你是否溶入都市文化。电视产生直观和视觉效果，使观众变成被动的受众，逐渐地失去思维能力。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说，美国人从电视上看到的是热血沸腾的镜头，但实际上只有一幅完整的图像才会展示出政治家和富商们的丑行。他说，这些丑行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就是如今私利是用国旗裹住的。假如你关注到完整的图像，你会觉得你生活在一个与电视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互联网的普及，有线、卫星电视台激增，新闻与资讯之间的界线日渐模糊。新闻已不再是“传统新闻”了。今天一份报纸比20年前更“实惠”了，版面上有更多题材、更多报道。它不是单一的产品，而是包括新闻、体育、经济、生活潮流、健康、烹饪、科学等一堆产品。不仅满足读者的不同兴趣，还要吸引各异观众的兴趣。央视推出系列栏目，《商界名家》，《对话》、《生活》、《朋友》、《聊天》等炒星节目是大工业产物，信息不对称地引导大众预期错位，是资本家与狗腿子对话，是歌星影帝与影迷的交流，是官民的上下传播，面临着网络的冲击，大众传播已走向分类传播（同业圈子）。寻找平行交流是一条新渠道。“信息时代的新问题是：信息垃圾膨胀的速度远比精品快。很清楚，信息精品的生产效率是受很多因素制约的。它需要人们倾注极大的心血。拷贝成本、搜索成本很低，但筛选成本、创新成本却很高，信息精品增加很少，然而粗制滥造的信息产品却不同，不需要太多的精力投入，便能迅速地增加。”(中经胡小明)
问题是:意识形态弱化,约束空间放大，各利益方代表在争夺话语权之战中，个人彰显的背后隐藏着的是资本权力扩张。利益趋动的实质是权利的再分配。有些原则是永恒的，媒体有三个禁区：一是不能危及国家安全和利益；二是淫秽文字或图像；三是虚假新闻和广告。
二.超编缉因素扩张
传统的“硬新闻”，集中在时政、战争、动乱、灾难、罪案和丑闻上。硬新闻由于采访环境恶化成本高风险大，小心也难免触雷。“软新闻”成本低风险小，又容易操作。因而社会、经济、生活及体育等软新闻就大行其道，新闻和娱乐融为一体，名人报道和个人爱好倍增，最后出现了个性化服务的报道。题材涉及健康之道、投资理财和精明购物等。这种演变过程中，新闻写作变得较个人化、不太严谨，偶尔也引人入胜。以往新闻注重“客观事实”，被编辑眼中“主观新闻”替代。随有线电视和互联网的崛起，连这些具体特征也在消失，众多则是“口水佬”、“炒星”、“炒老板”，一方面是利益趋动；二是造神的技术含量和成本、风险很低；三、新闻主官权力下放让部门长分包，形成“诸侯经济”：在市场化大旗下拉朋党以营私。恶俗的内容直接破坏了都市文化，引来“娱记”的恶名。新闻的价值判断，面对愈来愈大的商业压力。追求轰动效应，提高销量或收视率，利益趋动变本加厉，编辑的选择只有——新闻故事“好卖”不“好卖”。媚俗是因为市场过分的功利目的而决定，人们感到在传媒变得越来越庸俗时，迎合了一些人的低级趣味，变成娱乐和花边新闻的集锦。但是，媚俗并不是传播的必然理由，不要忘记媚俗化的倾向

《全球化与中国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