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门与文场之间

考察唐代诗学史，僧人之功不可没。唐代诗僧或僧诗的现象非常显著，研究唐代诗学，如何评估佛教在其间所发挥的作用，尚有待于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中唐神清撰《北山录》十卷，包括《天地始》第一、《圣人生》第二、《法籍兴》第三、《真俗符》第四、《合霸王》第五、《至化》第六、《宗师议》第七、《释宾问》第八、《丧服问》第九、《讥异说》第十、《综名理》第十一、《报应验》第十二、《论业理》第十三、《住持行》第十四、《异学》第十五以及《外信》第十六，共计十六项内容，分布在十卷之内。[1]《北山录》有西蜀草玄亭沙门慧宝注，但慧宝何时人则不详。此种文献篇幅不小，涉及面甚广，几乎论述了当时政治宗教学术文化各个领域的问题，文章或文学只是其关注的一方面内容。但是作为研究中唐文学的佐证或参照，其价值却不容低估。北宋钱唐沈辽作《〈北山录〉序》说：“余闻神清在元和时其道甚显。”赞宁《宋高僧传》[2]卷六有传，述及神清俗姓章氏，是绵州昌明人，学识深湛，受业弟子有一千多人，曾以“优文赡学入内应奉”，还谈到“清平昔好为著述，喜作编联，盖巨富其学，亦凿深其学，三教俱晓，该玄鉴极，彝伦咸叙，万人之敌也”。丘ｊùｎ＠①《〈北山录〉后序》感叹“嗟乎！元和丙戌迄圣宋熙宁元年戊申二百六十三岁，而昔之大儒蔑一句称谓以褒贲乎神清，何也？”按《宋高僧传》本传记载，神清众多撰述中，《北山参玄语录》十卷，“博该三教，最为南北鸿儒名僧高士之所批玩焉”，可见《北山录》的全称为《北山参玄语录》，丘ｊùｎ＠①认为《北山录》长期遭到冷落，似乎与传记所述不太吻合。神清学识十分渊博，倘要研究《北山录》在唐代文学或文论史上的意义，必须梳理作者宗教学术思想对于文学观的渗透。
　　　　一、以佛教统摄儒道以及三教融合观照下的文学思想
　　丘ｊùｎ＠①撰《〈北山录〉后序》说：“唐宪宗即位元年，建号元和，于时文章彬郁，类麟鸾虬虎、兰桂珠贝，腾精露芒，溢区宇间，若韩退之、柳子厚、元微之、白居易、刘禹锡、李观，悉以才刃ｑíｎｇ＠②造化，譬孙、吴、起、翦当战国际，争武勇权术之胜也……考其（指《北山录》——笔者注）大概，以□立空寂为本，欲天下派归于巨壑也。荟萃老子、孔子经术、庄、列、荀、孟、管、晏、杨、墨、班、马之说，驰骛其间，约万歧而趋一正，峙之则如山，ｔíｎｇ＠③之则如渊，变之则风霆，平之则权衡，其恢宏辩博如是之甚矣！”此仅仅概括了神清对于中土先秦两汉学术思想的继承，但是神清与元和前后时期其他作家一样，属于佛教传入之后的人物，他对于六朝人物特有会心，比如《世说新语》中已与佛学结缘者以至齐梁高僧等，均进入其视野。《北山录》卷第三之《合霸王》说：“（晋）穆帝世，支道林缁林之奇茂者也。素风泠然，清波繁华，筑室林野，隐居求志，道德文章，为世所仰。天子三事，庶尹贤士大夫，岩薮知名，无不高其英迈，钦承道论；谢安、王ｍéｎｇ＠④、刘＠⑤、殷浩、孙绰、桓彦表、王文度，若斯之徒，国华物纪，咸以八关斋法，山行泽宿，假日盘集，涤濯冠带，供荐香花，邕邕穆穆，周旋顾慕，契赏清奇，为一世之盛矣。”并对道安、慧远等大加推崇，表彰慧远周围“当时ｊìｎ＠⑥绅儒林，傲世考盘，其若宗炳、雷次宗、刘遗民、周续之、张季硕之辈，凡百大名君子，咸与胥附。远公少与惠持偕为诸生，精《六经》学，礼乐名教，特为朝野法度”。神清均神往不已，其知识结构与学术倾向就不能不受到这一时期人物的深刻影响；同时他又反思过北魏、北周的“法难”浩劫，元和年间距离唐武宗灭佛也仅有三十多年，此事件的发生已征兆初露，因此在轩轾释儒的态度上，又与前人存在着分寸上的差异，这就是特定时代氛围所铸成的神清的思想特点。《北山录》卷第一之《圣人生》说：“是知天地无穷，品物流形，孰为六合之外哉？儒衣、缁衣各理其优，有务玄先生，辩蕴儒学，家富道书。曰：‘尔来余评，惟释氏之博大，吾无以拟议，虽圣人之末，皆得于糟粕。’”扬佛教抑儒道，继承了梁代僧ｙòｕ＠⑦《弘明集》等一贯的立场。然而《宋高僧传》本传称神清述作“少分明二权一实之经旨，大分明小乘律论之深奥焉”，确实十分准确地道出了神清知识结构与学术的特征，他不像前代佛教界人物那样无所顾忌地贬低中土固有思想，以显示佛教的优越感。佛教界直至隋吉藏《三论玄义》和唐初道宣《广弘明集》等依旧一仍前代僧人贬斥孔老的立场，神清则一改《弘明集》、《三论玄义》以及《广弘明集》等十分峻切的观点，比较尊重儒道等中土学术，故其《圣人生》又说：“以大迦叶为老聃，以儒童菩萨为孔丘……释教极至也。”为何其态度与前辈相比发生很大的改变，具有较大的包容性？此乃出自于广结善缘以维护本教的考虑，《北山录》卷第十之《外信》说：“观夫古今撰制（慧宝注曰：“内典文章。”），多先贬周孔而降老庄，以为能文者，此启户纳盗，怒敌＠⑧党之由也，夫一寇尚不可ｗáｎ＠⑨，况结二寇之重乎？”因此他以“二权”的定位来对待儒道，要借助中土固有学术文化传统来巩固佛教至尊的地位，可以视作佛教中国化进入成熟期的作品。
　　中国佛教界人物与文学存在着不解之缘，这除了佛学人物个体性情的原因之外，可能与译经需要讨论文质问题有很大的关系，《出三藏记集》卷第十释慧远作《大智论抄序》说：“……尔乃博引众经以赡其辞，畅发义音以弘其美，美尽则智无不周，辞博则广大悉备。”很强调译经辞藻丰富及文义、音韵之美，而且认为这种尚美追求决定了佛经智慧的表述，非文美不足见智妙。同时他又看到“若遂令正典隐于荣华，玄朴亏于小成，则百家竞辩，九流争川，方将幽沦长夜，背日月而昏逝，不亦悲乎！”从众生接受角度来看，“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斟酌乎两端，“（慧）远于是简繁理秽以详其中，令质文有体，义无所越”。质不离文，文不溺质，这便是惟一的选择，在南朝时期，这种译经审美观，很自然会进入文学理论。《出三藏记集》卷第十五《释道安传》记载“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与士生杨弘仲论诗风雅，皆有理致”。佛徒因译经讲诵需要，留意于诗赋理论，可以考见当时许多文学观念的产生，无不与沙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著名的文章学著作《文心雕龙》，其作者刘勰就出于定林寺僧ｙòｕ＠⑦门下。
　　到唐代僧人与文学的关系同样密切，几乎形成了一个文学的传统。就唐诗而言，僧人创作十分可观，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并引》说：“词妙而深者，必依于声律。故自近古而降，释子以诗闻于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故倏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信禅林之＠⑩萼，而诫河之珠玑耳。”[3](P394)就诗学理论而论，按张伯伟先生编撰《全唐五代诗格校考》（注：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校考》，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后作者再作修订，于2002年更名为《全唐五代诗格汇考》，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诗格》类文献二十八种加附录三种，其间作者身份是僧人的，就有皎然《诗议》和《诗式》，旧题贾岛（早年为僧后还俗）《二南密旨》，僧齐己《风骚旨格》，僧虚中《流类手＠(11)》，僧神ｙù＠(12)《诗格》，僧保暹《处囊诀》，桂林僧景淳《诗评》等，所占比例颇高。至于元和元年离开中国的日僧弘法大师，他删定所经眼的诗学类文献，编成《文镜秘府论》，更为中日两国学者所熟知。
　　神清

在文学方面的见解，并不表现为写作《诗格》一类著作，他是从宏观角度来涉及文学问题，可为当时掀起的一些文学思潮提供重要的背景参照。作为僧人，神清怀抱着积极入世的态度，他之所以重视文学，与他尊重儒道有很大的关系，在此点上，神清显然不同于一般消极厌世的僧人。
　　神清的佛学思想深受龙树《中论》的影响，其《北山录》卷第二之《真俗符》说：“真也者性空也，俗也者假有也。假有之有谓之似有，性空之空谓之真空。故悟士立真，与俗相违，合真俗于不二，中道洞照，赫然玄会……故万象语其真，以空为性，辩其假，以有为相，既空假一质，二际无得，非中道如何？是以观象之生也，不有自体，待彼众缘生，既待缘则象本无矣，根于空矣，空含于象，待象于显，显既在象，则空为象矣，象外无空矣。譬诸水月，缘会则见。孰得谓之空也；形虚无在，孰得谓之有也。故圣人妙体有无之间，能成有无之用，是谓至矣……但善文学者，得其徼而不得其数；善心学者，知其极而不知其象，守两ｙá＠(13)而不泯，患在此焉。故滞有者滥于常，沈空者涉于断，与

《在佛门与文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