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文苑知己　一序空谷足音

”一句而已。大约出于“诔”这种文体要求，非要提一下生前治学成就不可。由此可见其作品为时人所不屑。沈约《宋书》把陶渊明作隐君子立传，于陶渊明作品无一涉及。甚至在《谢灵运传》里历数一代著名诗人时，对陶渊明诗文仍未论及。《诗品》是评陶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钟嵘把陶渊明诗列为中品，对陶渊明以“诗人”称谓，陶渊明总算是个“文联”的重要成员了。这是陶渊明逝世90年后的事了。《诗品》虽然对陶诗赞扬的话较多，但分析欠妥，评价也不高。在陶渊明逝世整整一百年后，萧统独具慧眼，笔下波澜，“文章不群”，“独超众类”，“莫之与京”，横波傍流，干云直上，寥寥数语，确立了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词采精拔，跌宕昭章”（“跌宕”这里是放纵的意思）；“抑扬爽朗，莫之与京”主要是对陶渊明作品风格的评价。这个评价是很准确的，抓住了陶渊明作品的主要风格特点。钟嵘《诗品》就记载“世叹其质直”，甚至时人以“田家语”相讥。在“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文风炽盛的时代，萧统越过钟嵘，热情褒扬陶渊明作品直抒胸臆，任其自然，爽朗精拔，无与伦比，这既需要眼光，又需要勇气和不怀偏见。我们现在看《昭明太子集》他自己的诗文，以及他主持编订的《文选》选文标准，就和陶渊明旨趣有异。他主张“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就是说作品要善用典故成辞，善用形容比喻，辞采要精巧华丽，他自己的诗文确也大多如此。就《序》文来说，全文不足800字，却用典近50处。然而，他却有包容不同风格作品的襟怀。
　　“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这是萧统对陶渊明作品内容的肯定，萧统认为，陶渊明作品有留心政局、针砭时事的内容，而且这类诗想一想则可知其所指。萧统这些提示，对后人分析《述酒》等哑谜式的诗起了指点迷津的作用。陶渊明并非生来就是一个隐士，他有少年的理想，盛年的壮怀。“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张掖和幽州，一西一东，皆为当时北方政权治地。一个希望建功立业拚搏辽远沙场的热血青年形象跃然纸上。“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壮心不已，感人至深。陶渊明诗文之所以千百年来获得不同阶层不同思想的人喜爱，关键在“论怀抱则旷而且真”。“真”，是他做人准则，更是他做诗准则。萧统道出了他诗文最高美学境界。
　　“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是对陶渊明作品断代地位和时代意义十分准确而又崇高的评价。明人王廷干对此理解殊深：“元亮远心旷度，气节不群，力振颓风，直超玄乘。遭时不遇，遂解绶归田。赋诗见志，不烦绳削，而有浑然天成之妙。恢之弥广，按之愈深。信儒者之高品，词林之独步也。梁昭明曰：‘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靖节先生集跋》）清人胡凤丹也有类似的评价：“夫诗中之有靖节，犹文之有昌黎也。文必如昌黎，而后可以起八代之衰；诗亦必如靖节，而后可以式六朝之靡。”（《六朝四家全集序》）魏晋风度，人文觉醒，但清谈析理，玄风炽盛；佛理广播，人们竞尚沙门；堆砌典故，驰骋文辞等唯心主义、虚无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迷雾，弥漫社会，笼罩文坛。陶渊明诗文出，如萧统所说，似滔滔清流横绝江河，若一束平地而起的清辉直射云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理想，“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心境，“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幽美，“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的热情，“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的遗恨，随便拈一些，便觉率直清爽，是同时代其他诗人难以企及的。萧统生活在那个时代，又是嗣位太子，身在重重迷雾中，却识庐山真面目。
　　需要指出的，萧统拘于汉儒赋必讽劝的认识，认为陶渊明的《闲情赋》“卒无讽谏”，是“白璧微瑕”，并为之惋惜。这种看法是偏颇的。《闲情赋》是陶渊明惟一的爱情文章，被鲁迅称之为“坚实而有趣的作品”（《致增田涉》）。《闲情赋》虽为自我“闲正”之作，但对爱情的殷切希望与热烈追求，具有冲决礼教罗网的意义。同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一般的爱情作品。在这个梦幻的爱情天国里，其十“悲”十“愿”，正是作者探索人生之后理想抱负幻灭的内心巨大痛苦的曲折反映。
　　　　三
　　《序》文的第三部分叙述编辑《陶渊明集》的原因及意义。
　　《序》文里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并粗点定其传，编之於录。”爱嗜其诗文，崇尚其品德，出自太子笔下，既是编集的根本出发点，也是《陶渊明集》传播的重要原因。
　　萧统受业于文坛领袖沈约，又与当时著名文学家文艺理论家刘勰、钟嵘、陆＠④、刘孝绰、王筠等交往密切。《南史卷五十三》载：“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通讽诵。……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同传描写东宫文学盛况：“（太子）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坟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名师教诲，天资聪睿，自小铺就深厚文学功底；结纳一流文士，砥砺切磋，形成他敏锐而又深远的文学眼光。
　　萧统论文，主张形式内容并重。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里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他欲以高雅而又深沉的内容，质朴的风格和优美的文辞来矫正时弊。时天下纷争，人心动乱，文章内容空虚，形式浮华。陶渊明与世无争，心气平和，诗文质朴率真，“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元好问《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文辞“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陶渊明诗文的确“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正符合萧统的文学理念。为之编集序文，不单出于个人爱好，更有助风教。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萧统不怀信仰偏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陶渊明受庄子唯物主义自然观影响，基本上是个唯物主义者。而萧统则是一个有神论者，他和神仙道教有极深的家世渊源关系，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仰者。原来，萧统的父亲梁武帝早年信奉神仙道教，后虽改宗皈依佛门，却仍是三教兼弘。萧统的老师沈约也是一个世代相传的道教徒，至死信奉神仙。萧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南史·卷五十三》载：“（梁武）帝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素信三宝，遍览众经，乃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谛法义。”《昭明

太子集·令旨解三谛义》就是记载萧统答各寺名僧咨“真谛”、“俗谛”之义旨的文章。可是陶渊明《饮酒》诗直斥佛教因果报应说不过是“空言”而已。《形影神》则是批判佛教大师慧远《形尽神不灭论》、《万佛影铭》等佛教义理的著名的“神灭论”文章。《形影神》还说：“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直斥神仙道教的虚伪性。然而，萧统都忠实地把这些作品编录入集，这在那个思想斗争异常激烈互相攻讦落难的时代是多么难能可贵。
　　《序》文最后说编集的社会意义：“尝谓有能读陶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萧统作为太子，欲匡正风气，教化百姓，其用心可谓良苦，但是否夸大了一个文人集子的功用。凭诗文一集，来改造那些驰竞者、鄙吝者、贪夫及懦夫，着实可疑。但一千多年来，各个时代的众多有成就的作家，都受陶渊明正直率真、光明竣洁的人格影响，都企羡他无与伦比的创作艺术，这比萧统的“有助风教”的初衷已胜出千里。
　　文学批评史上有一个近千年的诉讼需要公断，自苏轼批评《文选》去取失当对陶渊明诗仅录八首后，附和甚多，甚至包括现在的一些文学史书籍，这是很不公允的。原因太简单了，萧统除了编订《文选》外，还奉献了我们一部整整的《陶渊明集》，并且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专集，这意义是何等重大！根据日本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他见到的《陶渊明集序》末有“梁大通丁未年夏季六月昭明太子萧统撰”字样，可以推断陶集编定时间为公元527年。又根据缪钺先生考证：“《文选》编定，在昭明二十六岁之后也（即大通元年至中大通三年数载之中）。”（《诗词散论》）大通元年至中大通三年即527年至531年，可见《陶渊明集》和《文选》编成时间相同或相近。鉴此，既有专集，选集中少录当无可指责。
　　天才也要有人心仪，宝藏也要有人发掘。如果没有萧统的努力，诗人和作品可能都埋没在历史的尘

《百年文苑知己　一序空谷足音(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