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通向诗学的一个中介
往疑三百篇当有深义，圣人所谓‘无邪’者，必非常情所谓无邪。是不然，圣言坦夷，无劳穿凿。‘无邪’者，无邪而已矣，正而已矣，无越乎常情所云也。但未明乎本心者，不知此，不信此。”[5]（《总论·二》）认为人若以此“本心”、“道心”、“无邪”之心来读《诗》，“知此信此，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5]（《总论·二》）“观《诗》者既释训诂，即咏歌之，自足以兴起良心，虽不省其何世何人所作，而已剖破正面之墙矣。”[5]（《总论·一》）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是书大要，本孔子无邪之旨，反覆发明。而据《后汉书》之说，以小序为出自卫宏，不足深信。”[6](P.123)
二
理学家的《诗经》学研究，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将传统的诗教说给予性理的阐释，着眼于性情涵养，特别重视《诗》的感发作用——“兴于诗”。张载说：“《诗》可以兴是起人之善意也，犹孔子所谓起予者是也。”[9]（卷九）二程说：“夫子言兴于《诗》，观其言是兴起人善心，汪洋浩大皆是此意。”[8](P.41)强调“古之学者必先学《诗》《书》，则诵读，其善恶是非劝戒有以起发其意，故曰兴。”[8](P.396)认为“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虽闾里童稚，皆习闻之而知其说，故能兴起。今虽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况学者乎？是不得兴于诗也。”[9]（卷二）二程重视《诗经》在道德心性修养方面的兴发感动作用的思想为程门后学所继承，如游酢说：“兴于《诗》，言学《诗》者可以感发于善心也。”[9]（卷四）谢良佐也说：“《诗》吟咏情性，能感动人之善心，使有所兴发。”[9]（卷四）朱熹注释“兴于《诗》”为：“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而得之。”[10](P.104)“兴于诗”的目的则是使人“思无邪”，即养性情之正，从而达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境界。因此对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诗》总评便极为重视。程颐说：“思无邪，诚也。”朱熹进一步解曰：“诚是实，心之所思，皆实也。”“思在言与行之先。思无邪，则所言所行，皆无邪矣。惟其表里皆然，故谓诚。若外为善，而所思有不善，则不诚矣。”[2](P.543)从正心诚意的学术思路出发，朱熹说：“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思无邪”的目的“只是要正人心。”“此《诗》之立教如此，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惩创人之逸志。”[2](P.538)强调从内在的心性根本上存善去恶，以《诗经》为治心的圣典。强调“思无邪”影响于诗人就是重视作者的道德心性修养，认为言为心声，诗品通于人品，于作品内容就是合乎儒家诗教，于批评领域就是重视从人品的好坏来判定诗歌的价值。从而对当时的诗坛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由此沟通了理学和诗学。在诗人主体修养、诗歌题材、语言风格和主体取向等方面都可以看出这种影响。强调“思无邪”就使理学家将汉儒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学理论内化为“吟咏性情之正”，也修正了白居易“咏性不咏情”的理论偏颇。朱熹说：“诗人之思，皆情性也。情性本出于正，岂有假伪得来底！思，便是情性；无邪，便是正。以此观之，《诗》三百篇皆出于情性之正。”[2](P.545)
在强调《诗》的道德心性修养之用的同时，其实已认识到《诗经》作为一部诗集的特点，即在吟咏中的感发作用，这种感发当然无法排除感性因素，实际上，大程就不同于小程的纯以道德解《诗》，曾说：“兴于《诗》者，吟咏情性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8](P.366)强调《诗》给人的心灵舒放之用，从而使“曾点气象”成为许多理学家所津津乐道并心向往之的洒脱、体道境界。如陆九渊就认为“二程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11](P.401)强调“吟风弄月”的“与点”之意就为理学家的诗歌创作开启了一道方便之门。理学自创立之始，与文学是处于对立状态的。如程颐就有作文害道的极端言论：“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则意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8](P.239)因此，对学诗也反对，认为学诗妨害学道，诗是闲言语。主要承接程颐理学思想、又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对作诗就表现出矛盾心态，最后是将诗歌创作和欣赏纳入理学体系中，认为：“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溺尔。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至其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2](P.3333)所谓“真味发溢”就是在道德修养达到很高境界时性情的自然流露，只有这样的诗歌才合乎理学家所认为的儒家诗教原则。
理学家在解《诗》中有一个比较一致的倾向，就是认为圣人言语本来平易明白，后代文字越来越巧，故为艰深，反使圣人之旨隐晦不显，因此在解《诗》态度上强调平心静气。如张载说：“置心平易始通诗，逆志从容自解颐。”[7](P.369)认为“诗只是言志”[7](P.262)“志至，诗至。”[7)(P.55)他尊奉“诗言志”的古训，推崇孟子“以意逆志”的解诗原则：“古之能诗者，惟孟子为以意逆志也。夫诗之志至平易，不必为艰险求之。今以艰险求之，则已丧其本心，何由见诗人之志？”[7](P.256)强调只有平心静气方能得诗人本意。当然理学家所谓的诗人之志，是无邪之思，即道心、善心，这就尤需读诗者以平心、静心、虚心、善心来体味、来涵咏。程颢解诗就是这样：“明道先生善言《诗》，佗又浑不曾章解句释，但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处。”[8](P.425)“伯淳常谈《诗》，并不下一字训诂，有时只转却一两字，点缀地念过，便教人省悟。”[8](p.427)在涵泳中体会圣人之心，从而使自己心性道德修养有所提高：“明道尝言：‘学者不可以不看《诗》，看《诗》便使人长一格价。”[8](P.428)这种解诗态度也为朱熹所继承、发扬，如：“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著，意思自足。须是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读他，少间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个道理。所以说‘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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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学家的《诗经》学研究，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将传统的诗教说给予性理的阐释，着眼于性情涵养，特别重视《诗》的感发作用——“兴于诗”。张载说：“《诗》可以兴是起人之善意也，犹孔子所谓起予者是也。”[9]（卷九）二程说：“夫子言兴于《诗》，观其言是兴起人善心，汪洋浩大皆是此意。”[8](P.41)强调“古之学者必先学《诗》《书》，则诵读，其善恶是非劝戒有以起发其意，故曰兴。”[8](P.396)认为“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虽闾里童稚，皆习闻之而知其说，故能兴起。今虽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况学者乎？是不得兴于诗也。”[9]（卷二）二程重视《诗经》在道德心性修养方面的兴发感动作用的思想为程门后学所继承，如游酢说：“兴于《诗》，言学《诗》者可以感发于善心也。”[9]（卷四）谢良佐也说：“《诗》吟咏情性，能感动人之善心，使有所兴发。”[9]（卷四）朱熹注释“兴于《诗》”为：“兴，起也。《诗》本性情，有邪有正，其为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而得之。”[10](P.104)“兴于诗”的目的则是使人“思无邪”，即养性情之正，从而达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境界。因此对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诗》总评便极为重视。程颐说：“思无邪，诚也。”朱熹进一步解曰：“诚是实，心之所思，皆实也。”“思在言与行之先。思无邪，则所言所行，皆无邪矣。惟其表里皆然，故谓诚。若外为善，而所思有不善，则不诚矣。”[2](P.543)从正心诚意的学术思路出发，朱熹说：“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思无邪”的目的“只是要正人心。”“此《诗》之立教如此，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惩创人之逸志。”[2](P.538)强调从内在的心性根本上存善去恶，以《诗经》为治心的圣典。强调“思无邪”影响于诗人就是重视作者的道德心性修养，认为言为心声，诗品通于人品，于作品内容就是合乎儒家诗教，于批评领域就是重视从人品的好坏来判定诗歌的价值。从而对当时的诗坛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由此沟通了理学和诗学。在诗人主体修养、诗歌题材、语言风格和主体取向等方面都可以看出这种影响。强调“思无邪”就使理学家将汉儒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学理论内化为“吟咏性情之正”，也修正了白居易“咏性不咏情”的理论偏颇。朱熹说：“诗人之思，皆情性也。情性本出于正，岂有假伪得来底！思，便是情性；无邪，便是正。以此观之，《诗》三百篇皆出于情性之正。”[2](P.545)
在强调《诗》的道德心性修养之用的同时，其实已认识到《诗经》作为一部诗集的特点，即在吟咏中的感发作用，这种感发当然无法排除感性因素，实际上，大程就不同于小程的纯以道德解《诗》，曾说：“兴于《诗》者，吟咏情性涵畅道德之中而歆动之，有吾与点之气象。”[8](P.366)强调《诗》给人的心灵舒放之用，从而使“曾点气象”成为许多理学家所津津乐道并心向往之的洒脱、体道境界。如陆九渊就认为“二程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11](P.401)强调“吟风弄月”的“与点”之意就为理学家的诗歌创作开启了一道方便之门。理学自创立之始，与文学是处于对立状态的。如程颐就有作文害道的极端言论：“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则意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8](P.239)因此，对学诗也反对，认为学诗妨害学道，诗是闲言语。主要承接程颐理学思想、又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对作诗就表现出矛盾心态，最后是将诗歌创作和欣赏纳入理学体系中，认为：“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溺尔。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至其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2](P.3333)所谓“真味发溢”就是在道德修养达到很高境界时性情的自然流露，只有这样的诗歌才合乎理学家所认为的儒家诗教原则。
理学家在解《诗》中有一个比较一致的倾向，就是认为圣人言语本来平易明白，后代文字越来越巧，故为艰深，反使圣人之旨隐晦不显，因此在解《诗》态度上强调平心静气。如张载说：“置心平易始通诗，逆志从容自解颐。”[7](P.369)认为“诗只是言志”[7](P.262)“志至，诗至。”[7)(P.55)他尊奉“诗言志”的古训，推崇孟子“以意逆志”的解诗原则：“古之能诗者，惟孟子为以意逆志也。夫诗之志至平易，不必为艰险求之。今以艰险求之，则已丧其本心，何由见诗人之志？”[7](P.256)强调只有平心静气方能得诗人本意。当然理学家所谓的诗人之志，是无邪之思，即道心、善心，这就尤需读诗者以平心、静心、虚心、善心来体味、来涵咏。程颢解诗就是这样：“明道先生善言《诗》，佗又浑不曾章解句释，但优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处。”[8](P.425)“伯淳常谈《诗》，并不下一字训诂，有时只转却一两字，点缀地念过，便教人省悟。”[8](p.427)在涵泳中体会圣人之心，从而使自己心性道德修养有所提高：“明道尝言：‘学者不可以不看《诗》，看《诗》便使人长一格价。”[8](P.428)这种解诗态度也为朱熹所继承、发扬，如：“读诗之法，只是熟读涵味，自然和气从胸中流出，其妙处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务自立说，只恁平读著，意思自足。须是打叠得这心光荡荡地，不立一个字，只管虚心读他，少间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个道理。所以说‘以此
洗心’便是以这道理尽洗出那心里物事，浑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学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面，而讽味以得之。’此是读诗之要法。看来书只是要读，读得熟时，道理自见，切忌先自布置立说！”[2](p.2086)而且对二程和张载也有不满处：“程先生《诗传》取义太多。诗人平易，恐不如此。”[2](p.2089)“横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诗》。’然横渠解《诗》多不平易。”[2](p.2090)正是这种置心平易的读诗态度使朱熹感到毛诗序的谬误，诗序与诗本文的冲突，因而弃小序解《诗》。这部分也缘于朱熹自己的作诗经验，朱熹每每以当时之诗来体会《诗经》之诗：“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底诗看。”[2](p.2083)这种以诗人之真实经验来看《诗经》的立场使朱熹的《诗集传》就多了文学色彩。从对《诗经》的体会也使朱熹感到：“古人情意温厚宽和，道得言语自恁地好。当时协韵，只是要便於讽咏而已。到得后来，一向于字韵上严切，却无意思。汉不如周，魏晋不如汉，唐不如魏晋，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刘禹锡之徒，和诗犹自有韵相重密。本朝和诗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坏了诗！”[2](p.2081)从而将研究《诗经》的观点融入到现实的诗歌评论和欣赏中，此影响于诗学就是读诗时重吟咏体味诗之深层内涵，言外之意，论诗则推崇含蓄有味的作品，而又要平淡自然，反对刻意雕琢之作。因此推崇汉魏以上的古诗，反对律诗。这在朱熹的诗论中有鲜明的体现。如在晚年与诗人巩丰的几封论诗信札中朱熹较全面的阐述了自己的诗学观点。（注：陈来先生在《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中认为这些书信作于1199年，是年朱熹70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其大要是：一、推崇汉魏以上的古诗，以为学诗的标准：“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 《理学通向诗学的一个中介(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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