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小凯林毅夫之争看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脉络

人的意识是千差万别的，但其中又有共性。同一阶层，同一群体，共性更多。知识分子，尤其是作为中国知识界主流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管其对现实的判断是倾向乐观还是悲观，他们对于中国现状基本上有两个共识：一，不适宜的政治权力是一切现实弊端之根源；二，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政治改革。

之所以能形成以上共识，从群体特性来说，既是源于知识分子天生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也是因为知识分子在本性上对精神束缚最敏感，对民主自由需求最甚。中国今天的当务之急是什么？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回答是不一样的。自由派主流知识分子的答案当然是“政治改革”，一般民众的主流答案则是“社会公正，反腐败”。

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力的反感，还有历史根源。毛泽东时代长期受压，文革中的惨痛经历；人文知识分子的主体部分长期被排斥在权力体系之外，被当作“要防止右”时的警惕对象。虽然今天有部分知识精英已与权力“结盟”，但这绝不是主流。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交缠，导致知识界主流与政治权力的某种敌视和隐然对立。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氛围下，再来看林毅夫先生的文章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就丝毫不会感到突兀。林文最犯“众怒”之处在于：一是堂而皇之地为现行政策辩护；二是论述市场经济进程可内生出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暗示政治改革并非当前急需。这两点，都触到了当前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逆鳞”，理所当然会遭到猛烈抨击。

今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已少有人提及了。中国现在的经济学基本上是西方舶来品，代表资本主义正宗。正因为这样，经济学成为社会诸学科中最“纯洁”的一个领域，是自由派的一统天下。当然，经济学界内部也有观点之争，派系之分，但在许多基本价值理念上，它们都与自由派一脉相通。现在，经济学界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个重量级的“异类”，当然不能任其蔓延、滋长和坐大，必须赶紧“围而歼之”。　（www.yypl.net）

由此也可看出时下中国思想界的源流脉络。居于主流的仍然是崇尚西方文明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然后是主要由体制内知识分子构成的新权威主义学派；再然后是日渐兴盛于民间的新左派。这三大家各领风骚，构成中国知识界的主体。其它一些小流小派，暂时不成气候。

自由派、新权威主义和新左派，可称为“右，中，左”三派。关于“左右”的划分，历来有多种方法，但大多是依据思想源流、历史传承来作分别。这种刻舟求剑式的分类方式，脱离了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丧失了意识形态的风向标作用。最方便简单的分类方式应该是以对现实的态度来归类：凡是基本肯定现状，肯定现行路径和现实政策的，就是中间派；凡是认为现状或现行政策偏“左”，必须向“右”转向的，就是右派；反之则是左派。这样的分类方法，永远不会过时。只需要根据现实变化，调整“左”“右”含义即可。

现实是复杂的。左中右三派之间，都可能因某一特定问题结盟，这不奇怪。中间派新权威主义要担当现行体制和政策的缺失与弊端，担当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政治权力的排斥；新左派承载着历史包袱，要背负人们对毛泽东时代体制、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指责与不信任。比较起来，自由派的主张在中国始终只是一种理想，并未真正付诸实施。因此，唯独它没有现实包袱，本身负担最轻，最理直气壮，最具有道德优势；最容易吸拢人心，聚集人气；所以它能一直占据思想界主流位置，甚至被部分人讥为“话语霸权”。

林毅夫先生当然属于中间派新权威主义阵营，是自由派眼中的所谓“异类”。但是，如果从纯经济学角度衡量，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细看杨小凯林毅夫二位的观点，在理论上彼此并无逻辑矛盾。只不过各持不同分析工具，强调了事物的不同方面。杨强调制度变迁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社会分工的关键作用，主张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程的需要来主动设计和改变制度；林强调社会内生演进而成的制度才是最适宜的制度，认为市场经济进程本身可以为制度变迁创造条件，政治改革不宜操之过急。现实生活中，两种情形都存在。至于哪一方面在实际中占据主导地位，两方面在现实中的边际和交界在什么地方；政治改革的渐进和跃进，其时机、火候或“度”，需要怎么把握？这只能依据对当时形势的具体判断、以及对“可能性”的分析来作动态把握。

林并未忽略经济运行的制度和条件。他的一个重要论点恰恰是：制度变迁本身也需要条件。因此，杨林之争关键不在理论之争，而在对局势的判断之争。

杨对现状多持否定，所以能赢得素富批判精神的知识界认同；林对现行政策多持肯定，所以被讥为附庸权力。林文是针对杨文而作，其本身观点可平释为：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可以技术进步带动经济发展。这种面向市场的经济发展又会为制度变迁准备社会经济基础，使现行制度能够“自然”地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宪政方向演化。

在政治改革问题上，林无疑主张渐进。所谓渐进，就是先易后难,一步步往前走,前一步的完成为后一步的迈出作铺垫.渐进强调立论必须从“可能性”出发,不能从“必要性”出发.改革应当更多象“演进”,而非“建构”。在对现实作大的改变时,必须讲究“时机”.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走卒,这就是渐进和演进。

这是一条由易到难的变革路径。反过来看,中国改革能否从难入手?取决于形势的具体变化和各方力量对比，取决于时机是否成熟。而从易入手能否走到头，能否达到目标？同样取决于具体情势的演化.

因此,杨林之是非优劣，绝非象某些头脑发热或囿于观念者所断言,是不言自明或一目了然的无事生扰.在形势判断和可能性分析尚未清晰以前,不宜遽下定论,否则只会陷入“鸡同鸭讲”的困境。`~V-&{*{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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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操作中,最难把握的是“时机”和“分寸”.在渐进改革为宪政创造条件和拖延改革遭致暴力革命之间,有个“度”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以轻易回答,更不可以贸然给出答案.那些自以为成竹在胸的人,往往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更遑论给出答案.

批评林文的人，重在批林的“立场”，因此很少费心去理解林的观点。去掉对“立场”的反感，心平气和看问题，会发现其实杨林彼此差距并不大。林文的意思只是说:市场经济建设需要条件,而面向市场的实践本身就会创造或孵化出某些条件.当然,最终还是少不了对权力的制衡或权力本身的相互制衡.否则,不可能在非零起点上演化出真正的法律传统.但这种制衡或相互制衡，主要只能内生演化而成；人为设计的，很少凑效，大都流于形式，甚至可能适得其反。论文从杨小凯林毅夫之争看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脉络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争论总是这样:站在初始立场时,各执一端,都感觉彼此似乎天差地别.只要能保持理性,深入细致下去,往往会发现彼此相距并不远,甚至只是一线之隔.大多数时候,差距还是由对形势的不同判断引起.我相信杨林二人的分歧,正是如此.

许多人对林文的指责,如果将逻辑反转一下,大多可适用于杨.他们所指出的，其实只是各种理论，尤其是各种政策主张的共同尴尬.

林并没有说不要宪政或是不要政改。对某些东西暂不提及，显然是出于可操作性考虑，正如邓在南巡之前不提市场经济一样--毕竟人与人语境不一样。有人说林有意误导，那么他们必须首先证明一点：林不提政改，不是为了方便将来的政改，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拒绝”政改。

历史的教训不应该忘记:百年前戊戌变法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变法操作者们心态的浮燥.虽然当时朝野上下已有“国家积弱,须变法自强”的大体共识,但支持变法最力、主导变法进程的,仍然只是官场士林中少数激进分子。他们大多或是栖身象牙塔的知识分子，或是涉世未深的芸芸学子。既少知世间之苦，又不明行路之难。因此不明白当时中国积弱，乃是由于几千年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致；总以为世间存在某种灵丹妙药，一用就灵，就能使中国脱胎换骨，身强体壮.他们将中国的落后，国事不如意，都归结为不得其“法”，没找到或不愿意服用“救世灵丹”。他们既已认定“变法”就是这样的救世灵丹，于是将其奉为金科玉律，将其原则理念绝对化和教条化。既拒绝从“可能性”和“操作性”出发，对原则理论作出变通修改，坚持所谓理念正宗或“纯洁性”；又不懂得等待时机和积蓄力量(当时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时间的眷顾)。反而因为自己不切实际的设想主张难以被当时现实所接纳，就滋生积累出更多对现实或政策体制的不满，积蓄了更多的心理能量，进而形成一种与现实相互排斥的作用机制，他们本身的作为主张也就距离现实的可能越来越远--这样的相互作用和互动，不但无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反而促使事态向着最险峻的方向演变。

这些自以为一切已有答案，天下可运于掌的热血青年们，他们既不在理性上将理念构思与现实条件相衔接，多准备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的应变和变通方案；心理上又缺乏一旦实施变法，局势可能变得更严峻复杂，矛盾可能更突出尖锐的准备。他们一心意守在“只要实施他们头脑中的理念，中国就有救”的意境上。但是，正是由于他们在“原则理念”上的教条主义坚持,自以为真理在手,自以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拒绝变通,拒绝可行性和操作性修正,从而排斥了许多本来可以利用的有利因素(连李鸿章都被他们推到变法的对立面),使他们自己的设想和实践,基础越来越狭窄,距离现实越来越远,最后成了光绪珍妃玩的一场小孩过家家游戏;或者是谭嗣同的一次武侠精神实践.

令人担忧的是,围绕杨林之争,知识界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