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觉醒对传统文学原则的挑战——论龚自珍文学思想的近代意义
此文劈首就提出：“慕古人之能创”，耻于“因今人之所因”。“今人之所因”者就是古人。但他并没有否定古人，相反表示“慕古”。然而，他改变了“慕古” 或者说“师古” 的一般意义，赋予其新的内涵：“慕古”不是如“今人之所因”那样因袭古人的“法”、或“意”、或“辞”，而是倾慕、发扬“能创”这一推动文学发展的根本精神。在这里，继承就是要创新，创新才是真正的继承了古人！这是关于继承与创新关系的一种独特而深刻的观念。它把“慕古” 和“能创”统一为一个整体，从而超越了那种把师古与求新分置于“规矩”与“方圆”两个层次的传统观念，突破了只能在“师古”前提下“折衷”以求新的矛盾困境，鲜明地把创造、变革作为自己的生命追求。
龚自珍所谓“能创”，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要求艺术个性和独创性，反对剿袭模拟。他鄙弃“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5](P344)的文场风气，讽刺“一夫摇唇，百夫褰＠④，记称剿说雷同，……是造物者混混失面目也”[5](P174)，斥之为“声之盗”：“夫甲氏之声，犹夫乙氏之声；夫乙氏之声，犹夫丙氏之声；一呼而百应，则非声，声之盗已。”[50](P91)这些意思，前人多有论列，只是他说得更尖锐。
不过，他追求“创”不仅是主张独创，更重要的是开创，尤其是“文心”的开创性。“今人之所因”也不仅指“万喙相因”，而且包括“名理相因”。所以，他要追索穷探“大原”即根本原则，“不甘” 墨守“已成”的定论。正是在这里，他提出了作为他精神解放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心审论”：即使对“天地之久定位” 这样的根本原理，也要经过“心审”才能决定是否认为正确；如果经过“心审”后不能同意，那怎么能因为这些原理久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就点头承认？长期以来，由于对“天地之久定位”训义不明，因而没有理解龚自珍“心审论”的重大意义。“天地之久定位”，出自《周易·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正是从“天尊地卑，贵贱定位” 出发，经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白虎通义》等，以君臣、父子、夫妻等配天地之理、阴阳之道，推衍出“三纲、六纪、五常”。后来理学家也是以此论证“天地设位，圣人则之，以制礼立法，内有夫妇，外有君臣。”[10]“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11]。这正是封建政治伦理原则的“大原”，所谓“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12]同时也是传统文学理论的“大原”，《文心雕龙》开篇《原道第一》就从“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说起。诚然，龚自珍没有直接明言否定这些理论，只是表示“抱不甘以为质”（“质”，通“诘”，质疑，诘问）。但是，在他之前，还没有人对这类根本原理表示怀疑，更没有人敢于表示“苟心察而弗许”就不予认定。而且他是举此以说明，哪怕是如此至高无上的“大原”，也要“心审而后许其然”，更何况其他！——“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13](P56)“心审论”显然与这种“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的思想特点非常接近。这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反传统怀疑精神和理性批判意识的最初表现。
因此，龚自珍的文学“大变”论具有与前代变革理论明显不同的性质。他针对的是那些“已成”、“久定”，即占统治地位的、不可逾越的思想规范。这些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文以载道”等文学创作原则的依据，也是古代作品思想内涵的核心。“大变”，就是要经过理性审察，否定其中“心察而弗许”的部分，进而提出了更具叛逆性的目标：“文心古无”！要按照新的创作宗旨（“文心”含义之一），表现古人所没有的思想感情（“文心” 含义之二）。“文心古无” 四个字，清楚地表明了“大变”论由“古”代向近代转换的时代特性。
当然，无论“文心古无”，还是文学“大变”，都还不是龚自珍所能完全实现和完成的。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内容，都有许多“古无”的因素，却也带着“古代最后”的印记。与“文心古无” 并列的，就是“文体寄于古”。在艺术形式体制方面，他还只能甚至“乐”于借用经过千余年艺术实践已十分精致的“规矩”。经历了多年的挫折（“呜呼颠矣，既有年矣”）和孤独的探索（“一创一蹶，众不怜矣”），他清楚而悲哀地意识到“予命弗丁其时”，因此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大变忽开，请俟天矣！” 然而这恰恰说明了“大变”论的启蒙性和开创性，这是一个属于未来时代的命题。
如果我们的目光随着历史延伸，就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它的时代意义。龚自珍逝世五十多年后，“大变忽开” 的时代如他所期望的到来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显然是“大变”论的发展。君主专制、三纲五常，乃至孔学荀学都被“心察而弗许”，遭到猛烈抨击。“古无” 的新事物、新思想涌入文学作品。甚至“文学界革命论” 的局限也一样。梁启超提出的“诗界革命”纲领是：“以新意境、新语句入古风格”——“文心古无，文体寄于古”。因此，尽管龚自珍的文学“大变” 论没有充分展开，还不具备完整的理论形态，但确已被证明是对文学转型时期发展规律的一种概略意识和预见。它不仅是一种创作主张，而且是一种理论创见。
冲破“礼义”束缚的“尊情说”
在《文体箴》中，龚自珍没有具体说明他“心察而弗许”和“文心古无”的内容，而他的一系列著作则表明，其中不仅包括一些政治、哲学理论，例如与“天地之久定位”相对的“众人造天地论”，也包括一些根本性的文学创作原则。“尊情说”就是针对“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传统诗学基本理论的。
龚自珍认为，感情是人类生活的产物，文学则由感情而生成：“民饮食，则生其情也，情则生其文也。”[5](P41)如此，则“尊情”本是文学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尊情说” 的提出，却远非如此简单。“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
“尊情”首先是对现实中思想专制的反抗。他从戒诗，到破戒，而至“戒诗以后诗还富”[5](P646)的转变，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曾经抑郁地诉说戒诗的原因：“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第一欲言者，古来难明言。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不求鬼神谅，矧向生人道？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与其见鳞爪，何如鳞爪无？”[5](P488)什么是“古来难明言”？《壬癸之际胎观第六》中说：“大人之所难言者三：大忧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与江居士笺》又说：“陈饿夫之晨呻于九宾鼎食之席则叱矣，诉寡女之夜哭于房中琴好之家则谇矣，况陈且诉者之本有难言乎？”显然，所谓“难明言”，就是在举国醉梦承平之世揭露民生凋敝、忧愤社会衰败的“大忧”“大患”之言。欲言吞声，是因为“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5](P467)。在“避席畏闻文字狱”[5](P471)的氛围中，“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所以他愤激地讥讽：“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5](P482)。然而，他终于不再“守默守雌”、“锄情”戒诗，反而破戒为诗，甚至命名其诗集为《破戒草》。并且进一步提出，要把“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猖狂恢诡以言之之言，乃亦摭证之以并世见闻，当代故实，官牍地志，计簿客籍之言，合而以昌其诗，而诗之境乃极。”[5](P166)因此，“尊情”，首先就是敢于冲破专制统治和思想压制，表达对社会历史的真实认识，抒发忧患愤恨的感情。
从“宥情”到“尊情”，又是对宋明理学“天理人欲”论“心审”而且“弗许”后提出的。他在《宥情》一文中，设置如何看待感情“其于哀乐也，沉沉然”的问题，以乙、丙、丁、戊四人的回答代表四种观点。其中乙的回答就本于“存天理灭人欲”论：“‘情，阴气而有欲者也。’圣人不然，清 《“人”的觉醒对传统文学原则的挑战——论龚自珍文学思想的近代意义(第2页)》
本文链接地址：http://www.oyaya.net/fanwen/view/145394.html
龚自珍所谓“能创”，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要求艺术个性和独创性，反对剿袭模拟。他鄙弃“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5](P344)的文场风气，讽刺“一夫摇唇，百夫褰＠④，记称剿说雷同，……是造物者混混失面目也”[5](P174)，斥之为“声之盗”：“夫甲氏之声，犹夫乙氏之声；夫乙氏之声，犹夫丙氏之声；一呼而百应，则非声，声之盗已。”[50](P91)这些意思，前人多有论列，只是他说得更尖锐。
不过，他追求“创”不仅是主张独创，更重要的是开创，尤其是“文心”的开创性。“今人之所因”也不仅指“万喙相因”，而且包括“名理相因”。所以，他要追索穷探“大原”即根本原则，“不甘” 墨守“已成”的定论。正是在这里，他提出了作为他精神解放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心审论”：即使对“天地之久定位” 这样的根本原理，也要经过“心审”才能决定是否认为正确；如果经过“心审”后不能同意，那怎么能因为这些原理久已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就点头承认？长期以来，由于对“天地之久定位”训义不明，因而没有理解龚自珍“心审论”的重大意义。“天地之久定位”，出自《周易·系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正是从“天尊地卑，贵贱定位” 出发，经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白虎通义》等，以君臣、父子、夫妻等配天地之理、阴阳之道，推衍出“三纲、六纪、五常”。后来理学家也是以此论证“天地设位，圣人则之，以制礼立法，内有夫妇，外有君臣。”[10]“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11]。这正是封建政治伦理原则的“大原”，所谓“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12]同时也是传统文学理论的“大原”，《文心雕龙》开篇《原道第一》就从“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说起。诚然，龚自珍没有直接明言否定这些理论，只是表示“抱不甘以为质”（“质”，通“诘”，质疑，诘问）。但是，在他之前，还没有人对这类根本原理表示怀疑，更没有人敢于表示“苟心察而弗许”就不予认定。而且他是举此以说明，哪怕是如此至高无上的“大原”，也要“心审而后许其然”，更何况其他！——“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13](P56)“心审论”显然与这种“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的思想特点非常接近。这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反传统怀疑精神和理性批判意识的最初表现。
因此，龚自珍的文学“大变”论具有与前代变革理论明显不同的性质。他针对的是那些“已成”、“久定”，即占统治地位的、不可逾越的思想规范。这些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文以载道”等文学创作原则的依据，也是古代作品思想内涵的核心。“大变”，就是要经过理性审察，否定其中“心察而弗许”的部分，进而提出了更具叛逆性的目标：“文心古无”！要按照新的创作宗旨（“文心”含义之一），表现古人所没有的思想感情（“文心” 含义之二）。“文心古无” 四个字，清楚地表明了“大变”论由“古”代向近代转换的时代特性。
当然，无论“文心古无”，还是文学“大变”，都还不是龚自珍所能完全实现和完成的。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内容，都有许多“古无”的因素，却也带着“古代最后”的印记。与“文心古无” 并列的，就是“文体寄于古”。在艺术形式体制方面，他还只能甚至“乐”于借用经过千余年艺术实践已十分精致的“规矩”。经历了多年的挫折（“呜呼颠矣，既有年矣”）和孤独的探索（“一创一蹶，众不怜矣”），他清楚而悲哀地意识到“予命弗丁其时”，因此把希望寄托于未来：“大变忽开，请俟天矣！” 然而这恰恰说明了“大变”论的启蒙性和开创性，这是一个属于未来时代的命题。
如果我们的目光随着历史延伸，就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它的时代意义。龚自珍逝世五十多年后，“大变忽开” 的时代如他所期望的到来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显然是“大变”论的发展。君主专制、三纲五常，乃至孔学荀学都被“心察而弗许”，遭到猛烈抨击。“古无” 的新事物、新思想涌入文学作品。甚至“文学界革命论” 的局限也一样。梁启超提出的“诗界革命”纲领是：“以新意境、新语句入古风格”——“文心古无，文体寄于古”。因此，尽管龚自珍的文学“大变” 论没有充分展开，还不具备完整的理论形态，但确已被证明是对文学转型时期发展规律的一种概略意识和预见。它不仅是一种创作主张，而且是一种理论创见。
冲破“礼义”束缚的“尊情说”
在《文体箴》中，龚自珍没有具体说明他“心察而弗许”和“文心古无”的内容，而他的一系列著作则表明，其中不仅包括一些政治、哲学理论，例如与“天地之久定位”相对的“众人造天地论”，也包括一些根本性的文学创作原则。“尊情说”就是针对“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传统诗学基本理论的。
龚自珍认为，感情是人类生活的产物，文学则由感情而生成：“民饮食，则生其情也，情则生其文也。”[5](P41)如此，则“尊情”本是文学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尊情说” 的提出，却远非如此简单。“情之为物也，亦尝有意乎锄之矣；锄之不能，而反宥之；宥
之不已，而反尊之。”[5](P232)他由锄情，而宥情，而尊情，是一个突破现实的和传统的思想束缚的过程。
“尊情”首先是对现实中思想专制的反抗。他从戒诗，到破戒，而至“戒诗以后诗还富”[5](P646)的转变，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曾经抑郁地诉说戒诗的原因：“戒诗昔有诗，庚辰诗语繁。第一欲言者，古来难明言。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不求鬼神谅，矧向生人道？东云露一鳞，西云露一爪。与其见鳞爪，何如鳞爪无？”[5](P488)什么是“古来难明言”？《壬癸之际胎观第六》中说：“大人之所难言者三：大忧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与江居士笺》又说：“陈饿夫之晨呻于九宾鼎食之席则叱矣，诉寡女之夜哭于房中琴好之家则谇矣，况陈且诉者之本有难言乎？”显然，所谓“难明言”，就是在举国醉梦承平之世揭露民生凋敝、忧愤社会衰败的“大忧”“大患”之言。欲言吞声，是因为“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5](P467)。在“避席畏闻文字狱”[5](P471)的氛围中，“木有文章曾是病，虫多言语不能天”，所以他愤激地讥讽：“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劳上相损宵眠”[5](P482)。然而，他终于不再“守默守雌”、“锄情”戒诗，反而破戒为诗，甚至命名其诗集为《破戒草》。并且进一步提出，要把“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猖狂恢诡以言之之言，乃亦摭证之以并世见闻，当代故实，官牍地志，计簿客籍之言，合而以昌其诗，而诗之境乃极。”[5](P166)因此，“尊情”，首先就是敢于冲破专制统治和思想压制，表达对社会历史的真实认识，抒发忧患愤恨的感情。
从“宥情”到“尊情”，又是对宋明理学“天理人欲”论“心审”而且“弗许”后提出的。他在《宥情》一文中，设置如何看待感情“其于哀乐也，沉沉然”的问题，以乙、丙、丁、戊四人的回答代表四种观点。其中乙的回答就本于“存天理灭人欲”论：“‘情，阴气而有欲者也。’圣人不然，清 《“人”的觉醒对传统文学原则的挑战——论龚自珍文学思想的近代意义(第2页)》
★读了本文的人也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