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觉醒对传统文学原则的挑战——论龚自珍文学思想的近代意义
到文学的艺术特征，却仍强调“史外无文”，主要是强调文学家的历史责任，把一切语言文字都看作史官文化的组成部分或其支流，是从不同方面和以不同形式纪录或反映历史真实。因此“尊史”也就包括了尊文。
但龚自珍之“尊史”更有其特殊意义：“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尊其心也。”正是在《尊史》中，他提出了“尊心论”。
“心何如而尊？”一方面，要“善入”。“何者善入？”就是要深入了解社会的各个方面，“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之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另一方面，“又如何而尊？善出。何者善出？”各种社会现象“皆有联事焉”，因此应该进行总体审视，作出评判，“如优人在堂下，号ｔáｏ＠⑩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出矣。”这段论述，实际已经涉及创作中客体与主体的辩证关系。创作者必须深入社会人生，熟悉各种现象，才能真实地纪录历史，“不善入者，非实录”；同时又必须在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意义，形成自己的情感倾向和理性判断，“不善出者，必无高情至论”。这一“善入善出”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不过这还只是做到“尊心” 的条件，龚自珍更强调的，是“尊心”本身，特别是主体的“自尊”：
是故欲为史者，若为史之别子也者，毋呓毋喘，自尊其心，心尊，则其官尊矣；心尊，则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则其人亦尊矣。
这段话中的“史之别子” 就包括了文学。“尊心”，就是尊重自己在深入考察和总体审视基础上形成的对社会的认识，坚持忠实反映和揭示历史真实；尊重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评判和感情，坚持史家或作家的独立人格。也即《古史钩沉论四》所说：“不自卑所闻，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学”，决不在“王者”、“公卿”、“贵戚” 面前“仆妾色以求容，而俳优狗马行以求禄”！
他更进一层，提出了“道从史出”论：
尊之之所归宿如何？曰：乃又有大出入。何者大出入？曰：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此非我所闻，乃刘向、班固之所闻。向、固有征乎？我征之曰：古有柱下史老聘，卒为道家大宗，我无征也欤哉？
前人及当时人所谓“道统”、“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之“道”，都是指孔孟乃至程朱一脉相承的儒家“圣贤”之道，文学的使命只是“载”“明” 这些“已成”、“久定” 的“道” 和“理”。龚自珍则认为，真正的“道”，存在于历史中，只有“自尊其心”，自己从历史中去发现“大道”。这也就是他所说的“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探世变也，圣之至也”[5](P7)。他举出老聃为证，也暗含“道”未必尽在儒家之意。“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5](P506)“道力战万籁，微茫课其功。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5](P485)“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显然是他对“道统”论“心审”、而且在某些方面“心察而弗许”后得出的结论，从而在“载道说”藩篱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文学家发现和表现新的“道”、新的思想开辟了通道。他本身的创作也说明了这一点。
“史外无文”、“自尊其心”、“道从史出”，这一“尊史”文学论，与“尊情说”相通相辅，从揭示历史真实和抒发真实感情两个方面要求突破传统创作原则，构成文学“大变” 论的具体内容。
变革文体的“三言”写作论
与“尊情”、“尊史”的基本观点相应，在写作理论上，龚自珍主张“不得已而言”、“吾言如治疾”、“毕所欲言而去”。
他在《述思古子议》中说：
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无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达于言，强使之言，茫茫然不知将何等言；不得已，则又使之姑效他人之言，效他人之种种言，实不知其所以言。于是剽掠脱误，摹拟颠倒，如醉如呓以言，言毕矣，不知我为何等言。
他所谓“不得已而言”，是因为“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容拒之？”[5
他在《凉燠》中又说：
或问：子之言胡数凉而数燠也？告之曰：吾未始欲言也。吾言如治疾。燠疾至，凉之；凉疾至，燠之。
他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是针对社会弊病的治疾之言。所以他批评考据文“考证琐碎，绝无关系，文笔亦拙，无动人处”[5](P429)；反对“时文家无题有文之陋法”，表示“我则异是，无题即无文”[5](P434)。更愤慨揭露统治者为达到“民听一，国事便”，设法“箝塞天下之游士”，“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则议论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也”[5](P118)。不仅文章应该是针砭时弊、关系社会的有题之文，诗也“莫作人间清议看”[5](P442)。诗文创作都应有鲜明的现实性。
他又在《绩溪胡户部文集序》中说：
古之民莫或强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质弗同，既皆毕所欲言而去矣。后有文章家，强尊为文章祖，彼民也，生之年，意计岂有是哉？且天地不知所由然，孕人语言；人心不知所由然，语言变为文章。其业之有籍焉，其成之有名焉，淆为若干家，厘为总集若干，别集若干。又剧论其业之苦与甘也，为书一通。又就已然之迹，而画其朝代，条其义法也，为书若干通。臾人舆者，又必有舁之者，曾曾云ｒéｎｇ＠(11)，又必有祖祢之者。日月自西，江河自东，圣知复生，莫之奈何也。
这番话，显然针对当时的桐城派而发。龚自珍并未完全否定桐城派作家。他赠姚ｎàｉ＠(12)弟子李宗传的诗《投李观察》即云：“清时数人望，依旧在桐城。肃穆真儒气，沉雄壮岁名。” 他反对的是把前人的“已然之迹” 当作僵死的模式、戒律，搞出一套“文章术”，所谓“义法”、“文统”云云。他主张畅所欲言，达意即止，这就是“毕所欲言而去”。“雅俗同一源，盍向源头讨？汝自界限之，心光眼光小。万事之波澜，文章天然好。不见六经语，三代俗语多。孔一以贯之，不一待如何？实悟实证后，无道亦无魔。”[5](P487)清代自康熙至乾隆，都提倡“清真雅正”，桐城派力持语言“雅洁”。他则认为雅俗同源，六经亦多俗语，已开后来黄遵宪“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17](P40)的先声。他反对设定界限，倡言形式“不一”，论诗也主张“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5](P504)。文章只要随表现的事理情感而跌宕起伏，就天然佳妙，不必死守法式，也不会因此就堕入魔障，此即“无道亦无魔”。这些表明，虽然他说“文体寄于古”，但在语言、文体上也要求变化，反对固定的模式和规范的限制。
梁启超在谈到龚自珍时，也曾指出，其“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词所掩，意不豁达。”[3]“引其绪”三字，很准确的说明了龚自珍思想，包括他文学思想的表现特点。这既是他局限之所在，也正是其意义和价值之所在。的确，龚自珍一些具有近代意义的观点，都只是开始萌芽；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对他“心察而弗许”的“大原”也只能点到，或用“迂言”、“诞言” 的方式批评，显得闪烁朦胧。但是，他不再是站在某一派的立场上批评当时或以往的另一些派别，也不斤斤于枝节末屑的救弊补偏，而是针对“本原之中又有本原”，要“从本原更张”[5](P479)。因此，近代文学观念变革的“绪”，正是由他“引”出的。他的包含反传统精神和开创意义的文学思想，也成为近代文论的开端。正因为此，“光绪间所谓新学家，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3]
收稿日期：2002-10-14
【参考文献】
《“人”的觉醒对传统文学原则的挑战——论龚自珍文学思想的近代意义(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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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龚自珍之“尊史”更有其特殊意义：“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尊其心也。”正是在《尊史》中，他提出了“尊心论”。
“心何如而尊？”一方面，要“善入”。“何者善入？”就是要深入了解社会的各个方面，“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之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另一方面，“又如何而尊？善出。何者善出？”各种社会现象“皆有联事焉”，因此应该进行总体审视，作出评判，“如优人在堂下，号ｔáｏ＠⑩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出矣。”这段论述，实际已经涉及创作中客体与主体的辩证关系。创作者必须深入社会人生，熟悉各种现象，才能真实地纪录历史，“不善入者，非实录”；同时又必须在更高的层次上认识现象之间的联系及其意义，形成自己的情感倾向和理性判断，“不善出者，必无高情至论”。这一“善入善出”论，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不过这还只是做到“尊心” 的条件，龚自珍更强调的，是“尊心”本身，特别是主体的“自尊”：
是故欲为史者，若为史之别子也者，毋呓毋喘，自尊其心，心尊，则其官尊矣；心尊，则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则其人亦尊矣。
这段话中的“史之别子” 就包括了文学。“尊心”，就是尊重自己在深入考察和总体审视基础上形成的对社会的认识，坚持忠实反映和揭示历史真实；尊重自己对社会现实的评判和感情，坚持史家或作家的独立人格。也即《古史钩沉论四》所说：“不自卑所闻，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学”，决不在“王者”、“公卿”、“贵戚” 面前“仆妾色以求容，而俳优狗马行以求禄”！
他更进一层，提出了“道从史出”论：
尊之之所归宿如何？曰：乃又有大出入。何者大出入？曰：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此非我所闻，乃刘向、班固之所闻。向、固有征乎？我征之曰：古有柱下史老聘，卒为道家大宗，我无征也欤哉？
前人及当时人所谓“道统”、“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之“道”，都是指孔孟乃至程朱一脉相承的儒家“圣贤”之道，文学的使命只是“载”“明” 这些“已成”、“久定” 的“道” 和“理”。龚自珍则认为，真正的“道”，存在于历史中，只有“自尊其心”，自己从历史中去发现“大道”。这也就是他所说的“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探世变也，圣之至也”[5](P7)。他举出老聃为证，也暗含“道”未必尽在儒家之意。“儒但九流一，魁儒安足为？”[5](P506)“道力战万籁，微茫课其功。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5](P485)“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显然是他对“道统”论“心审”、而且在某些方面“心察而弗许”后得出的结论，从而在“载道说”藩篱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文学家发现和表现新的“道”、新的思想开辟了通道。他本身的创作也说明了这一点。
“史外无文”、“自尊其心”、“道从史出”，这一“尊史”文学论，与“尊情说”相通相辅，从揭示历史真实和抒发真实感情两个方面要求突破传统创作原则，构成文学“大变” 论的具体内容。
变革文体的“三言”写作论
与“尊情”、“尊史”的基本观点相应，在写作理论上，龚自珍主张“不得已而言”、“吾言如治疾”、“毕所欲言而去”。
他在《述思古子议》中说：
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无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达于言，强使之言，茫茫然不知将何等言；不得已，则又使之姑效他人之言，效他人之种种言，实不知其所以言。于是剽掠脱误，摹拟颠倒，如醉如呓以言，言毕矣，不知我为何等言。
他所谓“不得已而言”，是因为“外境迭至，如风吹水，万态皆有，皆成文章，水何容拒之？”[5
](P345)文学应该是客观环境冲击心灵的产物，是“积思”、“多愤”即郁积到不能不发的真实思想和强烈感情的表露（注：《与江居士笺》：“榜其居曰‘积思之门’，颜其寝曰‘寡欢之府’，铭其凭曰‘多愤之木’。”《龚自珍全集》P345。），是“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怒若潮”涌的“幽光狂慧”和“经济文章”[5](P445)。所以他自题其诗曰：“不是无端悲怨深，直将阅历写成吟。”[5](P470)批评时人承乾嘉遗风，“为是升平多暇日，争将余事管春愁。诸侯颇为春愁死，从此寰中不豪矣。”[5](P500)
他在《凉燠》中又说：
或问：子之言胡数凉而数燠也？告之曰：吾未始欲言也。吾言如治疾。燠疾至，凉之；凉疾至，燠之。
他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是针对社会弊病的治疾之言。所以他批评考据文“考证琐碎，绝无关系，文笔亦拙，无动人处”[5](P429)；反对“时文家无题有文之陋法”，表示“我则异是，无题即无文”[5](P434)。更愤慨揭露统治者为达到“民听一，国事便”，设法“箝塞天下之游士”，“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则议论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也”[5](P118)。不仅文章应该是针砭时弊、关系社会的有题之文，诗也“莫作人间清议看”[5](P442)。诗文创作都应有鲜明的现实性。
他又在《绩溪胡户部文集序》中说：
古之民莫或强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质弗同，既皆毕所欲言而去矣。后有文章家，强尊为文章祖，彼民也，生之年，意计岂有是哉？且天地不知所由然，孕人语言；人心不知所由然，语言变为文章。其业之有籍焉，其成之有名焉，淆为若干家，厘为总集若干，别集若干。又剧论其业之苦与甘也，为书一通。又就已然之迹，而画其朝代，条其义法也，为书若干通。臾人舆者，又必有舁之者，曾曾云ｒéｎｇ＠(11)，又必有祖祢之者。日月自西，江河自东，圣知复生，莫之奈何也。
这番话，显然针对当时的桐城派而发。龚自珍并未完全否定桐城派作家。他赠姚ｎàｉ＠(12)弟子李宗传的诗《投李观察》即云：“清时数人望，依旧在桐城。肃穆真儒气，沉雄壮岁名。” 他反对的是把前人的“已然之迹” 当作僵死的模式、戒律，搞出一套“文章术”，所谓“义法”、“文统”云云。他主张畅所欲言，达意即止，这就是“毕所欲言而去”。“雅俗同一源，盍向源头讨？汝自界限之，心光眼光小。万事之波澜，文章天然好。不见六经语，三代俗语多。孔一以贯之，不一待如何？实悟实证后，无道亦无魔。”[5](P487)清代自康熙至乾隆，都提倡“清真雅正”，桐城派力持语言“雅洁”。他则认为雅俗同源，六经亦多俗语，已开后来黄遵宪“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17](P40)的先声。他反对设定界限，倡言形式“不一”，论诗也主张“从来才大人，面目不专一”[5](P504)。文章只要随表现的事理情感而跌宕起伏，就天然佳妙，不必死守法式，也不会因此就堕入魔障，此即“无道亦无魔”。这些表明，虽然他说“文体寄于古”，但在语言、文体上也要求变化，反对固定的模式和规范的限制。
梁启超在谈到龚自珍时，也曾指出，其“所有思想，仅引其绪而止，又为瑰丽之词所掩，意不豁达。”[3]“引其绪”三字，很准确的说明了龚自珍思想，包括他文学思想的表现特点。这既是他局限之所在，也正是其意义和价值之所在。的确，龚自珍一些具有近代意义的观点，都只是开始萌芽；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对他“心察而弗许”的“大原”也只能点到，或用“迂言”、“诞言” 的方式批评，显得闪烁朦胧。但是，他不再是站在某一派的立场上批评当时或以往的另一些派别，也不斤斤于枝节末屑的救弊补偏，而是针对“本原之中又有本原”，要“从本原更张”[5](P479)。因此，近代文学观念变革的“绪”，正是由他“引”出的。他的包含反传统精神和开创意义的文学思想，也成为近代文论的开端。正因为此，“光绪间所谓新学家，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3]
收稿日期：2002-10-14
【参考文献】
《“人”的觉醒对传统文学原则的挑战——论龚自珍文学思想的近代意义(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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