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都赋》撰年疑案新断

、逵为外官。”又据《晋书·傅祗传》：“及（赵王）伦败，齐王ｊｉǒｎｇ＠①收侍中刘逵、常侍驺捷、杜育、黄门郎陆机、右丞周导、王尊等付廷尉。”从后来处理结果看，刘逵也没有参与赵王伦篡位禅文的撰制。依刘逵仕履推测，至少在元康年间他与左思是同僚关系。卫权《三都赋略解序》曰：“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中书郎济南刘逵，并以经学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为之训诂。”张载再任著作郎与刘逵为中书郎，或许同时，皆在太康中，故相与为左思《三都赋》作注。
　　卫权，字伯舆，陈留襄邑人，魏司徒卫臻之孙、晋武帝卫贵妃兄之子，曾任怀县令。元康初，汝南王亮辅政时，卫权被擢为尚书郎，而此时左思被陇西王泰辟为祭酒。即此可以看出，卫权与左思，既同为皇家外戚，又同在朝堂互为僚友，那么，卫权注解左思《三都赋》显然也在情理之中。据《三国志·魏书·卫臻传》裴松之注语：“（卫）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叙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所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无论《叙》文辞如何，也无论《注》有否发明，总之，卫权撰有《三都赋略解序》，此为事实，此为《左思别传》的又一个有力反证。根据卫权《三都赋略解序》所述内容以及卫权和左思的仕历，又可以看出，先有皇甫序，继有张载与刘逵注，而后有卫权略解及序。卫权《三都赋略解序》极有可能撰于元康初年其与左思为僚友之时。
　　由以上辨析已不难看出，《左思别传》在叙事论人方面大有问题，绝非信史。所以严可均指出：“别传失实，《晋书》所弃……今皇甫序、刘注在《文选》，刘序、卫序在《晋书》，皆非苟作……《别传》道听途说，无足为凭。《晋书》汇十八家旧书，兼取小说，独弃《别传》不采，斯史识也。”（注：《全晋文》卷一百四十六《左思别传》严可均注评，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3册，2302页。）
　　材料四，王隐《晋书》曰：“左思专思《三都赋》，杜绝人流之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注：《初学记》卷十二，《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三引，见《九家旧晋书辑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280页。）
　　按，《唐六典》十引《晋书》曰：“左太冲为《三都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中。”此《晋书》是臧荣绪《晋书》呢，还是别一《晋书》呢？不得而知。不过，“秘书郎”也好，“秘书郎中”也好，尽管说法有些差异，但左思构思与撰作《三都赋》期间，曾申请任职于皇家图书馆，此亦为史实。并且，从臧荣绪《晋书》有关记载看，左思当时心想事成，实现了这一愿望。
　　材料五，王隐《晋书》曰：“左思少好经术，尝习钟、胡书不成。学琴又不成。貌丑口呐，甚有大才。博览诸经，遍通子史。于时天下三分，各相夸竞。当思之时，吴国为晋所平，思乃赋此《三都》，以极眩曜。其蜀事访于张载，吴事访于陆机，后乃成之。”（注：《文选集注》卷八引，转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8页。）
　　按，这里所叙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晋灭吴之时，《三都赋》尚未撰成。其二，左思访吴事于陆机，时间应是太康元年、二年陆机被俘在洛之际。“后乃成之”，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关键一句，万万不可忽略。正由于左思初访吴事于陆机时，《三都赋》尚未撰成，陆机在《与弟云书》中才有“伧父”之讥，谓待其成以覆酒瓮。当然，左思后来修改《三都赋》的长期过程中，仍然存在再访吴事于陆机的许多机会。
　　材料六，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稔。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疏之。征为秘书。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注：《文选》卷四《三都赋序》李善注引，中华书局，1977年，74页。）
　　按，臧荣绪所叙有一点须注意，即左思“构思十稔”期间被“征为秘书”，事在“赋成”之前。
　　材料七，臧荣绪《晋书》曰：“张华见而咨嗟，深赞之，兼作序。都邑豪贵，竞相传写，都下纸贵。”（注：《北堂书钞·赋》引，见《九家旧晋书辑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144页。）
　　按，张华为《三都赋》作序的确切时间，依“见而咨嗟，深赞之，兼作序”这样的辞句语气推敲，当是在赋成之初。张华既赞之，又序之，复建议左思“询求”“高名之士”如皇甫谧者。
　　材料八，《文选·三都赋序》李善注曰：“《三都赋》成，张载为注《魏都》，刘逵为注《吴》、《蜀》，自是之后，渐行于俗也。”（注：《文选》卷四《三都赋序》李善注引，中华书局，1977年，74页。）
　　按，关于张载、刘逵各自所注到底为《三都赋》中的哪一部分，又有不同说法，《文选集注》卷八陆善经注曰：“臧荣绪《晋书》云：‘刘逵注《吴》、《蜀》，张载注《魏都》。’綦毋邃序注本及集题云：‘张载注《蜀都》，刘逵注《吴》、《魏》。’今虽列其异同，且依臧为定。”（注：转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9页。）陆善经“依臧为定”，其实不妥。张载入蜀多次，左思亦访张载以蜀事，当以“张载注《蜀都》，刘逵注《吴》、《魏》”为是。
　　以上我们胪列并梳理了对《三都赋》疑案有关的各种重要史料。对于史料文献中提到的“事实”，我们的原则是，无反证便信其“有”，存在反证方证其“无”，疑似之间则存疑。通过去伪存真，我们将一步步获得更加可信的结论。
　　从逻辑学的角度说，完全对立的两项不能同时为“真”，亦不能同时为“假”。一个为“真”，另一个必“假”。反之亦然。《左思别传》谓永宁(301-302)年间“齐王ｊｉǒｎｇ＠①请（左思）为记室参军，不起，时为《三都赋》未成也”。然而，上述大量文献史料一再表明了张华对《三都赋》的赞赏。假如齐王ｊｉǒｎｇ＠①执政时左思此赋犹未成，那么一、两年之前，即永康元年(300)，张华已经被杀，他对《三都赋》的咨嗟赞叹又如何能成为可能呢？毫无疑问，《左思别传》的说法严重违背了史实。《左思别传》所言有“假”。既然如此，陆侃如先生所藉为推论前提的《左思别传》已“无足为凭”，因此，谓《三都赋》成于太安二年(303)之说，事实上不能成立。
　　在用作逻辑推理的关系项中，有所谓的“与”的关系、“非”的关系、“或”的关系

，等等。上述之例便属于“非”的关系。《三都赋》之序注，到底是自为，还是他为，此乃相反的一对命题，非此即被，不可能同“真”，亦不可能同“假”。其实，并非所有的考据推论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我们还往往会碰到“或此或彼”的关系。史载左思结撰《三都赋》期间尝为秘书郎，所以，确认左思担任秘书郎之时间，对于判断《三都赋》之作年，关系特别重要。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此”材料表明，元康年间左思被贾谧举为秘书郎；但又有“彼”材料表明，自泰始八年构思《三都赋》的十年期间，左思亦曾担任秘书郎。所以，牟世金和徐传武先生谓“（公元）295年左右”左思于秘书郎任上作成《三都赋》，此一结论实际上为或然性结论，而非必然性结论。
　　史传记载，太康(280-289)末，陆机、陆云“并入洛”，既如此，陆机《与弟云书》中不得谓“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而更重要的是，关于皇甫谧作《三都赋序》一事无从否定。故姜亮夫先生认为《三都赋》成于元康元年(291)或稍后之说，不能成立。
　　史载陆机入洛以后左思《三都赋》犹未成，陆机初入洛在太康元年吴灭之后，则左思此赋不得成于吴灭之前。且又有关于“成于吴灭前说”之反证二：一，王隐《晋书》曰：“当思之时，吴国为晋所平，思乃赋此《三都》，以极炫耀。”（注：《文选集注》卷八引，转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8页。）二，《文选》注云：“思作赋时，吴蜀已平。”（注：《文选》卷四李善注，中华书局，1977年，上册，74页。）由此可见，傅璇琮先生谓《三都赋》作于吴灭前之说，不能成立。
　　那么，左思《三都赋》究竟撰成于何年呢？太康三年皇甫谧去世之前，左思撰成《三都赋》并向皇甫谧求序之事，能否得到确认呢？经过去伪存真，我们看到，可藉以确证左思《三都赋》撰成于皇甫谧卒之前的下列条件同时存在：一，左思访张载以蜀事；二，左思被征为秘书郎；三，吴、蜀已灭；四，张华在洛；五，皇甫谧在世；六，太康元年(280)陆机入洛，太康二年(281)陆机归吴；七，泰始八年(272)至太康三年(282)，正所谓“构思十稔”。由此可见，左思《三都

《《三都赋》撰年疑案新断(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