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都赋》撰年疑案新断

谁是谁非，暂且勿论。我们先排列出尽可能多的原始材料，必要时以按语略加相关说明。
　　材料一，《晋书·左思传》曰：“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欲赋三都，会妹芬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及赋成，时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曰：‘观中古已来，为赋者多矣。相如《子虚》，擅名于前；……’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略解，序曰：‘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有晋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谧，西州之逸士，枕籍乐道，高尚其事，览斯文而慷慨，为之都序；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中书郎济南刘逵并以经学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为之训诂。其山川土域、草木鸟兽、奇怪珍异，佥皆研精所由，纷散其义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遗忘，又为之略解。只增繁重，览者阙焉。’自是之后，盛重于时。文多不载。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注：《晋书·左思传》，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2册，总第1522页。）
　　按，关于左思创作《三都赋》的情况，上引唐修《晋书》本传记载最为完整、详细。左思产生这一创作欲望的时候，正当其妹入宫。构思结撰十年，其间担任了秘书郎，访问过张载。赋成以后请皇甫谧为序。其后，张载、刘逵、卫权等分别为作注解，加之张华赞叹不已，于是都下竞相传写，洛阳一时纸贵，以至于使陆机为之绝倒。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正史人物传不惜篇幅，详叙一篇作品产生的始末，包括创作欲望、命题构思、资料准备、设计谋求创作的环境与条件、访问专家、冥思苦吟情形、赋成求序细节、学者专家的热情，以及读者的轰动效应和文坛上的巨大影响等等，如此泼墨如云地交代来龙去脉和戏剧性情节，确实不多见。然而左思荣幸非常。太康“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只有左思事迹入于《晋书》之《文苑传》。
　　材料二，《世说新语·文学》曰：“左太冲作《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思意不惬。后示张公。张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于世，宜以经高名之士。’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注：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6-247页。）
　　按，这里提到的两个人物值得注意。一是皇甫谧，一是张华。皇甫谧卒　于太康三年(282)，时年六十八岁，《晋书》有传。他的著作很多，本传谓“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据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卷四著录，皇甫谧撰有《南都赋注》。以此可以看出，皇甫谧也热衷于诗赋创作，尤其对“京都”题材的赋作感兴趣，那么，左思《三都赋》撰成以后向他求序，原是在情理之中的。张华(232-300)在平东吴、建殊勋以后不久，受到自以大族出身为荣的荀勖的忌恨离间。于是，“（太康）三年春正月……甲午，以尚书张华都督幽州诸军事”（注：《晋书·武帝纪》，见《二十五史》，第2册，总第1256页。）。正月甲午日即正月十八日。张华虽然功著，但当时朝中实际地位不算很高，尤其在受武帝冷落的时候。皇甫谧确实是个大名士，武帝尝借与他两车之书，而他一生却是自甘寒素，数辟不就，数征不起。如果说史载之事，即左思赋成后示之张华，而张华建议左思询求高名之士如皇甫谧者之事属实，那么在时间上看，这只能是太康三年(282)正月十八日以前的事。
　　材料三，《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左思别传》曰：“思字太冲，……及长，博览名文，遍阅百家。司空张华辟为祭酒，贾谧举为秘书郎。谧诛，归乡里，专思著述。齐王ｊｉǒｎｇ＠①请为记室参军，不起。时为《三都赋》未成也。后数年疾终。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上（止）。初，作《蜀都赋》云：‘金马电发于高冈，碧鸡振翼而云披。鬼弹飞丸以ｌéｉ＠②＠③，火井腾光以赫曦。’今无鬼弹，故其赋往往不同。思为人无吏干而有文才，又颇以椒房自矜，故齐人不重也。”《思别传》又曰：“思造张载，问岷、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治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卫伯舆并蚤终，皆不为思《赋》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也。”（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246-247页。）
　　这一材料，一是涉及到《三都赋》撰成与改定，二是涉及到《三都赋》序注到底谁人所为。
　　今查《文选·三都赋·蜀都赋》，其有句曰：“金马骋光而绝景，碧鸡ｓｈū＠④忽而曜仪。火井沈荧于幽泉，高焰飞煽于天垂。”（注：《文选》卷四，中华书局，1977年，75页。）此四句文字与上引《左思别传》所载相较，显见有所改易。又，《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四引张骘《文士传》所引《蜀都赋》文字，与《左思别传》相较亦有改易。可见，《三都赋》被竞相传抄流播者非只一种版本，应有初稿、再稿、三稿等等。所谓当“齐王ｊｉǒｎｇ＠①请为记室参军”，“时为《三都赋》未成也”云云，应是从定稿的角度而言。其《三都赋》改定，至终乃止。撰成与改定，无疑是两回事，但一旦遇见死抠字眼的人，那道理未必于他能讲得通。而如果此君既死抠，又为了成见或是宿怨，那非把大家抠糊涂不行。《左思别传》之作者究竟何许人，今不可考知。其乃“不重”左思之“齐人”乎？抑亦“《三都赋》初成，时人互有讥訾”而令“思意不惬”之人乎？未可知也。沈玉成先生尝谓此君“厚诬古人，迹近今日之所谓‘人身攻击’”（注：沈玉成：《〈张华年谱〉、〈陆平原年谱〉中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1992年3期。）。此言得之。
　　再说第二个问题。因为《三都赋》序注问题，《左思别传》中又提及张载、挚虞、卫权、刘逵诸人。
　　张载前后三为著作郎，第一次在咸宁年间，第二次在太康年间，第三次在惠帝末、怀帝初。左思移居洛阳以后，一面构思《三都赋》，一面兼做秘书郎工作。此间张载因受知于傅玄，而起家佐著作郎，这就是说，咸宁以后，左思与张载已是在朝僚友。并且，左思与张载还有一共同之处，即：貌陋至丑。这在《世说新语》中有所描述。当时潘岳与夏侯湛则因“美容止”被誉为“连璧”，出则同游，洛阳女子萦手于道，投以花果。而左思、张载出游，洛道老妪唾之，顽童掷之。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左思与张载的共同语当更多一些。再一点，张载之父张牧在太康时期及以前，在蜀中任职十数年，为蜀郡太守、益州刺史、西夷校尉等职，关于张载“随父入蜀”，“随父在蜀”，“至蜀省父”，累见述于史传。所以张载旅蜀经历非止一次，其较早“随父入蜀”，“随父在蜀”大约在咸宁后与太康初之前，甚至有比这个时间更早的可能。这就是说，太康三年以前，左思完全可以访岷、邛之事于张载。左思自泰始八年(272)移居京都，到永兴元年(304)举家适冀州，久居洛阳长达三十余年。惠帝永熙元年(290)，陇西王司马泰代石鉴为司空，左思为司空祭酒。张载太康

中第二次为著作郎后，此时为太子中舍人，不久，迁乐安相、弘农太守。那么，太康初左思赋成之后，至张载出任地方之前，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张载为同僚两度的老朋友注《三都赋》，尤其为注其中之《蜀都赋》，那简直再合情合理不过了。《左思别传》作者谓张载与左思“交接亦疏”，所言已完全失实。
　　挚虞是皇甫谧门生之一，在他今存作品中，赋这一体裁占了绝大多数。他对文章体裁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工作，不仅编有《文章流别集》，且著有《文章流别论》。据《左思别传》作者语气来逆向推测，挚虞亦曾序注左思《三都赋》，只是其赋注今已不存。显然，序注大赋，属皇甫门派之学。挚虞研究文章流别，是对其门派之学的合于逻辑的发展与发扬光大。
　　刘逵字渊林，济南人，元康中为尚书郎。永康年赵王伦执政期间，刘逵先后任黄门侍郎、侍中等职，但他对司马伦的态度，大约也像陆机等人一样，阳奉阴违。据《晋书·赵王伦传》：“或谓（孙）秀曰：‘散骑常侍杨准、黄门侍郎刘逵欲奉梁王肜以诛伦。’会有星变，乃徙肜为丞相，居司徒府，转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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