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评论三题

上述思想，进一步研究了意识形态和文化对大众传媒的软性控制。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1891--1937）的“领导权”（thehegemony，一译“霸权”）理论成为西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源头之一。葛兰西认为，对资本主义当下社会秩序不仅要从统治阶级的政治控制来理解，而且更要从人的主观的政治文化活动来分析，因为任何政治领导权是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和妥协而实现的。为了解释这种动态的社会平衡，葛兰西将上层建筑分解为两个互相连接的部分：（1）政治社会：即军队、警察、司法和行政机构等国家机器；（2）市民社会：即一般的民间团体，如教育大众传媒、教会、商业等机构，它们是实行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从文化上维持领导权。葛兰西强调，虽然在形式上，国家体系必须通过政治社会实施控制，但是，维系一般社会秩序的关键是市民社会的运作。因此，统治者必然千方百计地设法操纵市民社会，将其权力和意志渗透到各种文化机构中，以形成价值认同，即突出社会大众的基本共同利益，取得其他阶级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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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兰西给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介控制的一个秘密：这种控制是以软性而不是硬性调控为主的，是以隐性而不是显性为主要形式的，这种“看不见的手”往往能够更有效地长期调控媒介。英国当代文化学者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1931--）继承了马克思和葛兰西的思想，形成了今天很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对于我们认识西方大众传媒的社会地位提供了一种新视野。在西方国家，大众传媒大多独立于政治机构，具有独立活动的职业理念和财政基础，即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主权，但是媒介的所作所为大多符合政治者的基本利益，霍尔把这种现象称为“相对自主”。在相对自主关系中，媒介与统治机构不存在直接授受和公开勾结。例如，媒介反复强调恪守客观报道的原则，以政府的监督者自居，甚至屡屡与政府对立，但是媒介无意识地和间接地体现了统治者的利益，因为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宪政民主原则诸重大问题上，媒介是非常自觉的和可靠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控制是显性控制方式中最重要最常见的一种,有关大众传播的法规以其系统完备和适用性强保障了媒介和相关社会成员的权益。近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步伐大大加快了，与新闻出版相关的法律除了《新闻法》之外已基本如数出台。但是在新闻传播控制上法律的力量依然太弱，行政和准行政的力量过于强劲，这显然不利于提高国家调控媒介的质量。在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新闻立法准备工作和大众传媒管理的法制化，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组成部分，也是提升中国大众传媒国际地位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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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以寻求文化共识为手段，以司法调控和软性调控为基本方式，以资源调控为辅助方式，将行政调控限制在较低水平上，这是一种良性的控制模式。在这方面，美国社会各种力量对电子媒介的制约方式可以我们提供一种借鉴和参照。请看下图：







由上图可见，媒介受到社会各种力量形成的一种合力的制约（其中政府并不直接操控媒介），其制约过程是复杂的，须逐一进行研究和加以具体分析，民主市场社会给媒介运作提供了广阔空间，但是媒介不能无视法律的规限、公众舆论的压力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
二、媒介整体倾向的评价
在中西新闻价值观中，关于媒介倾向性问题的分野是一大基本差异。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大众传媒是执政党和国家拥有与直接管理的特殊机构，党和政府以大众传播政策作为掌控媒介的基本手段。从广义上讲，大众传播政策包括媒介管理政策、媒介报道政策、媒介发展建设政策等。狭义的大众传播政策主要指媒介报道政策，其中又侧重于宣传纪律，故又称为宣传方针。
宣传方针的核心是党性原则，它要求媒介无条件地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这就公开表明了媒介的倾向性，即作为党和政府“耳目喉舌”的基本属性。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和媒介市场化、产业化的推进，新闻媒介一方面继续在大政方针上反映执政党和政府的意志，一方面努力淡化宣传色彩，更多地以日益分化的受众需要为着眼点，提出了倾向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观点。尽管如此，在这方面与西方新闻界仍然有重大歧异。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界是坚决反对媒介的倾向性的，认为倾向性是“偏见”（bias）和“成见”（prejudice）的同义语，有悖于客观公正的新闻精神，一旦这种倾向性被定为一尊，民主与自由的前提不复存在，因为他们认为媒介承担着“为民主国家的公民提供所需要的信息”的特殊功能，而这种信息必须是多元的和具有高度的公开性。
根据西方主流政治理论“民主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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