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泰始诗论

况非所临。诵以永周旋，匣以代兼金。
　　王僧达小颜延之四十岁，故云“结游略年义”。诗几乎句句用事，故沈德潜评云：“亦着意追琢。答颜诗与颜体相似。”（《古诗源》卷十二）有趣的是，颜赠王还有“庭昏见野阴，山明望松雪”这样即目所见而无补假的比较自然的句子，而王学颜，则变本加厉，弥见拘束，有乖秀逸。萧统编《文选》并录二诗于同卷，不知是否有意让读者体会颜对王的影响、王对颜的仿效，以见谢灵运谢世之后颜延之在诗坛所起的作用。
　　　　二
　　宋明帝泰始二年(466)，鲍照因临海王子顼应晋安王子勋举兵失败，被乱军所杀，年五十余，多数学者认为鲍照约生于晋安帝义熙十年(414)（注：丁福林《鲍照年谱简编》则认为鲍照生于义熙十二年(416)，见《六朝作家年谱辑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鲍照比颜、谢约小三十来岁。鲍照《拟行路难》其十八云：“余当二十弱冠辰。”后人据此推断《拟行路难》中部分作品作于二十岁左右，即元嘉十年(433)左右（注：本文鲍照生平事迹及作品的系年，无特别注明者，均见钱仲联《鲍参军集注》和曹道衡《鲍照几篇诗文的写作时间》。《鲍参军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鲍照几篇诗文的写作时间》，见《中古文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鲍照集中诗歌作年可考的当以此篇为最早，也就是说鲍照开始文学创作的时间恰好是在谢灵运被杀前后。当京师贵贱莫不竞写谢灵运新诗的时候，当颜延之作《北使洛》、《还至梁城作》的时候，鲍照还在少年甚至孩童时代。严格说，鲍与颜、谢在刘宋时期是既有关联但又有区别的两代人。鲍照从小耳濡目染，受颜、谢的熏陶是难免的。元嘉十六年(439)，鲍照步入仕途，为临川王刘义庆侍郎，赴江州写了一组庐山诗，其结构、造语、写景、抒情，都颇刻意学谢。《登庐山》诗云：
　　悬装乱水区，薄旅次山楹。千岩盛阻积，万壑势回萦。＠⑤＠⑥高昔貌，纷乱袭前名。洞涧窥地脉，耸树隐天经。松磴上迷密，云窦下纵横。阴冰实夏结，炎树信冬荣。嘈＠⑦晨ｋūｎ＠⑧思，叫啸夜猿清。深崖伏化迹，穷岫ｂì＠⑨长灵。乘此乐山性，重以远游情。方跻羽人途，永与烟雾并。
　　起二句交代题，中十四句写景，结四句引出玄情，这正是谢灵运山水诗的标准结构：“开头提出出游，中间描写景色，结尾涉及玄言或抒发感喟。”（注：周勋初《谢灵运山水文学的创作经验》，见《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全诗二十句，未免有“板实”之憾（详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六）。“阴冰实夏结”，即谢“冬夏共霜雪”（《登庐山绝顶望诸峤》）；“方跻羽人途”，学谢“羽人绝仿佛”（《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王ｋǎｉ＠⑩运评这组庐山诗云：“数首非不刻意学康乐，然但务琢句，不善追神。”（钱仲联《鲍参军集注》卷五引）的确，鲍照刚步入诗坛不久，其山水行旅诗多受谢灵运影响，乐府之外的五言诗尚未确立自己的风格，尚难见到独特的个性。作于元嘉十七年(440)的《发后渚》，较庐山诸诗有生气，诗人于萧条的景物中注入行旅凄怆悲绪，诗句也较为流畅，但诗中仍难免有刻意雕凿之处。《发后渚》作于从江州返京途中，也是鲍集中较有名的作品，中有句云“华志分驰年，韶颜惨惊节”，《鲍参军集注》卷五［补注］：“华志，犹《庾中郎别诗》所云‘藻志’，皆明远自造之词。”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地卷“十体”中有“雕藻”一体，云：“雕藻者，谓以凡事理而雕藻之，成于妍丽，如丝彩之错综，金铁之砥炼是。”遍照金刚所举二例，一即鲍照此二句（唯“分”作“怯”）。所谓“雕藻体”，实即汤惠休评颜诗所说的“错彩镂金”之体。做为元嘉中成长起来的诗人，鲍照早期的五言诗不能没有那个时代留下来的印记：“贵尚巧似”（《诗品》中“宋参军鲍照”条），讲究俳偶和雕藻。可以拿来与早期庐山诗相对照的是大明六年(462)前往荆州途中所作的《登翻车岘》、《从临海王上荆初发新渚》、《登黄鹤矶》、《岐阳守风》（《鲍参军集注》卷五［增补］以为“岐阳”乃“阳岐”误倒）一组诗。《登黄鹤矶》云：
　　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秋。临流断商弦，瞰川悲棹讴。适郢无东辕，还夏有西浮。三崖隐丹磴，九派引沧流。泪行感湘别，弄珠怀汉游。岂伊药饵泰，得夺旅人忧。
　　此诗起二句写时令之景，次二句叙登临之情，“适郢”六句，正写途中登矶所望及情怀，结二句言行旅之忧。沈德潜和方东树都很欣赏此诗的发端，沈云：“出语苍劲，发端有力。”（《古诗源》卷十二）方云：起二句“清绝千古。”方东树又评《岐阳守风》云：“直书即目，兴象华妙，清警开小谢。”（《昭昧詹言》卷六）恐怕不仅仅因为该诗的上句为谢ｔｉǎｏ＠①“玉绳低建章”（《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所承袭，也与首句一起即苍劲有力有关，因为自钟嵘之后，谢ｔｉǎｏ＠①一向都被目为善于发端的诗人。从《登黄鹤矶》这组诗看，鲍照后期山水行旅诗已经不再采用元嘉时期叙事—写景—抒情三段式的结构。而较多采用一入手就直接写景的手法，已经比较接近于永明新体诗。另一方面，元嘉时期的写景，无论颜、谢还是鲍照本人，都无一不是尚巧似，而从鲍照后期五言诗来看，他似乎更加注意兴象的营造，换句话说，就是从他的某些描写物象或景物的诗句中，读者仿佛可以感觉到诗人的情感在那儿流淌。方东树不仅说《岐阳守风》一诗兴象华妙开小谢，而且说《登黄鹤矶》“起句兴象”。从“贵尚巧似”到“兴象华妙”的演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从雕凿、不够自然，逐步演进到琢而后工的过程。我们这里所说的“逐步”，是说鲍照和永明间谢ｔｉǎｏ＠①等人的诗在这方面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再说，《登黄鹤矶》全诗共十二句，《岐阳守风》也是十二句，《登翻车岘》十四句，《从临海王上荆初发新渚》十八句，而诗人元嘉间所作的三首庐山诗，最短的一首二十句，长的二十六句。由于作品系年的困难，我们很难对鲍照元嘉和大明、泰始两个时期全部五言诗的句子作出精确的统计，但从作年比较确定的这两组诗看，鲍照大明、泰始五言诗的篇幅有趋短的倾向。篇幅的长短，不过是表象而已，透过表象，似乎反映出鲍照对克服稍嫌冗长拖沓诗风所作的努力，大明、泰始中鲍照的五言诗显然比

元嘉时期要来得精炼些了。
　　钟宪曾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颜延之过世之后，大明、泰始中以他为代表的雅正诗体受到冲击，而鲍照、汤惠休等的“美文”则风靡文坛，以至达到惊世骇俗的地步。相比之下，钟宪等人虽然于雅正诗体“固执不移”，但似乎已没有太大的声威了。所谓“美文”，一般指的是那些侧艳绮丽之作或委巷歌谣。这些作品既有五言诗（注：刘师培云：“（鲍照）五言诗多淫艳。”五言诗，可能指兼乐府中的五言诗。见《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0页。），又有乐府诗。鲍集中有两首与汤惠休相赠答之诗，一为《秋日示休上人》、一为《答休上人》，二诗当作于荆州之时（注：《鲍参军集注》卷五《秋日示休上人》［补注］引陈胤倩云：“岂亦效休上人耶？东西望楚城，意明远与休同客荆州时作也。”），也即大明时期的作品。下面请看汤惠休与鲍照赠答的两首诗：
　　玳枝兮金英，绿叶兮紫茎。不入君玉杯，低彩还自荣。想君不相艳，酒上视尘生。当令芳意重，无使盛年倾。　——汤惠休《赠鲍侍郎》
　　酒出野田稻，菊生高冈草。味貌亦何奇，能令君倾倒。玉碗徒生羞，为君慨此秋。金盖覆牙盘，何为心独愁？　——鲍照《答休上人》
　　上文提到的颜延之与王僧达的赠答诗，无非是表达一些士大夫的生活内容和情趣，诸如道德文章、语默出处、流连光景之类。而休、鲍赠答，则完全抛开传统，讲些玉杯金碗、芳意秋愁的艳语俗话。颜、王诗用大量的事典、刻意的藻饰以见其渊雅，休、鲍则用侧艳的意象、缠绵的话语以求动俗。
　　鲍照的乐府诗系年似比其他五言诗来得困难。有关时事的乐府，例如《中兴歌》，作年尚有数说（注：曹道衡《鲍照几篇诗文的写作时间》认为作于宋孝武帝孝建时，可能性较大，见《中古文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9页。），至于那些“贱子”之歌，或感身世，或悲路难，大多更难于判定。鲍集中写艳情而不一定有寄托的乐府，有《采桑》、《吴歌》、《采菱歌》、《代白ｚｈù＠(11)歌辞》、《代白ｚｈù＠(11)曲》、《代夜坐吟》、《代春日行》数题二十来首。鲍照开始写侧艳的乐府诗，恐怕不会晚于元嘉、建武之际。面对出身寒微而诗名却日盛的鲍照，颜延之未免有些不平，“故立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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