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泰始诗论

鲍之论”，以为鲍照不外和委巷诗人汤惠休的地位差不多而已，有意加以贬低。颜延之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的身后，鲍、休的美文竟发展到惊世骇俗的地步。大体可以断定作于后期客居荆州的，有《吴歌》三首、《采菱曲》七首等（注：《吴歌》中出现夏口、樊、荆一类的地名；《采菱歌》有“萧弄澄湘北，菱歌清汉南”之句，“湘北”、“汉南”，亦荆、樊一带。）。
　　江左以来，文人雅好江南通俗民歌，文人仿制者，有《团扇》、《桃叶》之类。谢惠连“工为绮丽歌谣”，被钟嵘称为“风人第一”（《诗品》中）；不过，元嘉时期仍以雅乐正声为主流。孝武帝刘骏(430-464)即位之后，社会文化风尚起了很大的变化。《文心雕龙·时序》：“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爱才，英采云构。”武帝、文帝的文化建设，或重“弘振国学”（《宋书·武帝纪》），或功在“立儒学馆”（《宋书·文帝纪》），较为重视儒学和史学，故元嘉诗风崇尚经史。而孝武“好文章”，自己也创作《督护歌》一类的俗歌俗辞，在他的倡导下，“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南史·王俭传》）。宋末至梁初，王僧虔、萧惠基、裴子野等人都认为孝武帝大明年间是文化风尚由雅向俗转变的关节点。萧惠基云：“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南齐书·萧惠基传》）裴子野进一步指出：“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流波相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雕虫论》）根据裴子野“雅郑”的理论，“摈落六艺”的“吟咏情性”之作，当然属于“郑”也即“俗”的范畴。鲍照早岁就酷爱乐府民歌，用乐府写下大量抒发怀抱的诗篇。孝建中，鲍照为中书舍人，孝武“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宋书》本传）。鲍照是个聪明人，既然可以以“鄙言累句”来牵就孝武，那就更可以创作一些侧艳俗歌来迎合孝武好俗的文化心理，何况这对熟悉乐府民歌的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而恰恰就在文化风尚由雅向俗转变的大明时期，鲍照随临海王子顼来到荆州。而荆、郢、樊、邓之间，则是产生《西曲》之地。元嘉末，隋王刘诞为雍州刺史，造《襄阳乐》；南平王刘铄为豫州，造《寿阳乐》。《襄阳乐》云：“朝发襄阳来，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较之长江下游地区的《吴歌》，其淫艳似一点都不逊色。本来就酷爱民歌的鲍照来到荆州一带，受到“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乐府诗集》卷四十七引《古今记录》）的别一种声曲的感染，很可能会激发他仿效和创作的冲动。
　　鲍照虽然不一定就是大明、泰始时期俗乐俗辞的倡导者，但是他的创作和因此产生的影响，却极大地推动了文人诗歌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发展，并且使它成为大明、泰始中诗歌的一种主要形态。鲍照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三
　　除了颜延之、鲍照以及王僧达、谢庄、汤惠休、刘骏、刘铄之外，活跃于大明、泰始时期的刘宋诗人，重要和比较重要的还有羊ｘｕáｎ＠(12)之(?-459)、袁淑(408-453)、张永(410-475)、何偃(413-458)、刘义恭(413-465)、戴法兴(414-465)、王微(415-453)、刘宏(434-458)、苏宝生(?-458)、吴迈远(?-474)等。袁淑与王微，以及已提到的王僧达，都列入《诗品》中品。萧子显将袁淑与谢庄并提：“谢庄、袁淑又以才藻系之，朝廷之士及闾阎衣冠，莫不昂其风流，竞为诗赋之事。”（《通典》卷十六裴子野《雕虫论》之后引）可见大明、泰始中袁淑与谢庄一样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袁氏今存作品不多，不详论。
　　卒于齐、梁，而在大明、泰始中已有相当成绩的诗人，有齐高帝萧道成(427-482)、道猷上人、檀超(?-480)、谢超宗(?-483)、孔ｈｕàｎ＠(13)(?-494)、张融(444-497)、卞彬、谢ｆěｉ＠②(441-506)、沈约(441-513)和江淹(444-505)等。研究文学史，通常根据作家和诗人的卒年而将他们划归于某一朝代，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但南朝朝代更迭频繁、周期又短，不少人经历两个甚至三个朝代，像谢ｆěｉ＠②、沈约、江淹等都历仕宋、齐、梁三代。沈约和江淹都是在他们二十岁左右就开始创作生涯的（注：沈约生平及作品系年，详陈庆元《沈约事迹诗文系年》，见《沈约集校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江淹及作品系年，详曹道衡《江淹作品写作年代》，见《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就是说，他们在大明时期已经有作品问世。如果人们仅仅把沈约、江淹当作梁代或齐梁作家、诗人而忽视对其宋末作品的研究，那么，对沈约、江淹的研究肯定是不完全的，对大明、泰始时期文学的研究肯定也是不完全的。
　　沈约、江淹都在大明间开始文学创作，而江淹成名则比沈约早。据《诗品》中，沈约成名在永明中，而稍早齐武帝就曾经问过王俭，当今谁五言诗作得好，王俭回答说：“谢ｆěｉ＠②得父（指谢庄）膏腴；江淹有

意。”（《南齐书·谢瀹传》）今存江淹的作品绝大部分作于永明之前，尤其宋末。沈约宋末所作的诗歌，现存的不多，故本文只讨论江淹。
　　大明、泰始中的江淹，他既不像檀超、谢超宗等七君祖袭颜延之，在诗中用大量事典，弄得作品有类书钞；也不受鲍、休美文的影响，花很多精力去写俗艳之诗。钟嵘说江淹诗体总杂，善于摹拟，固然对江淹的诗较缺乏个性有不太满意的一面，但也有肯定他融汇各家，吸取众长的一面。通过摹仿和学习，江淹试图找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创作路子，尽管他摸索的成绩不一定非常巨大，但他的诗用了较多楚骚的意象，也较有深意，仍然形成有别于其他诗人的特色。
　　隋唐文人，往往将江淹与鲍照并称，甚至有“江鲍体”之名（注：王通《文中子·事君篇》：“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杨炯《王勃集序》：“继之于颜、谢，申之以江、鲍。”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集论》：“搴琅ｇāｎ＠(14)于江、鲍之树。”杜甫《赠毕四曜》：“流传江、鲍体。”白居易《与元九书》：“江、鲍之流，又狭于此。”）。江、鲍并称，原因之一是他们文学创作的年代比较接近。江淹开始创作，在鲍照去世前两三年，与谢灵运去世时鲍照开始写作相仿。二是他们的诗风有相近之处，王通说鲍照、江淹“文急与怨”（《文中子·事君篇》），“急”、“怨”，虽有贬损的含义，但如果对照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所云：“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急”则与“力”义近，或即钟嵘《诗品》评鲍照的所谓“驱迈”、“骨节”，指江与鲍同样具有比较强健的笔力和气势；“怨”则与“愁”义同，指江、鲍作品内容多以愁怨见长。大明、泰始中，江受鲍的影响还是有迹可寻的。
　　江淹毕竟比鲍照晚出生三十来年，我们来看他那首作于泰始六年(470)的《从冠军行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诗：
　　广成爱神鼎，淮南好丹经。此峰具鸾鹤，往来尽仙灵。瑶草正翕＠(15)，玉树信葱青。绛气下萦薄，白云上杳冥。中坐瞰蜿虹，俯伏视流星。不寻遐怪极，则知耳目惊。日落长沙渚，曾云万里生。藉兰素多意，临风默含情。方学松柏隐，羞逐市井名。幸承光诵末，伏思托后旌。
　　此诗与鲍照《登庐山》题材相类，鲍学谢灵运未免微伤雕琢且稍有板滞之憾，而此篇则较为自然流动。鲍照早期诗作的写景还没有完全脱离“尚巧似”，而此诗“绛气”一联，“亦极体物之奇”（何焯《义门读书记·文选》卷一）。不仅如此，江淹此诗虽体物却又不局于物，“日落长沙渚，曾阴万里生”，由庐山而及长沙，由眼前而及万里，“兴会超妙”（王士ｚｈēｎ＠(16)《带经堂诗话》卷三）。这样写景，和元嘉时期的重朽似相去已较远，而和稍后永明则较近。类似的句子，还有“平原忽超远，参差见南湘”（《侍始安王石头》）；“岁彩合云光，平原秋色来”（《步桐台》）（注：“平原秋色来”，还为岑参《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浮图》“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上句所本。）；“楚关带秦陇，荆云冠吴烟”（《秋至怀归》）等。视野开阔，目通万里，鲍照大明、泰始中诸作，例如前引《登黄鹤矶》也不见得有此种写法。传说江淹早年笔成五彩，看他《从冠军行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和赴荆州诸作，以及元徽间赴建安诸诗（注：江淹建安诸诗的讨论，详陈庆元《以五色之笔绘碧水丹山——江淹入闽之作考论》，见《中古文学论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意象都比较鲜明，比起鲍照山水行旅诗阴晦的色调，江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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