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泰始诗论

也就显得比较明丽了。叶燮用“韶妩”（《原诗·内篇》上）二字概括江淹诗，恐怕多少也是基于这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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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大明、泰始之后，是永明新体诗的出现。什么是永明新体诗？《南齐书·陆厥传》云：“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萧子显的定义强调了永明体的核心——声律，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是，这样概括似还不能完整地反映永明新体诗的全貌。依笔者浅见，永明体是一种讲究四声，体制比较短小，文字比较自然清丽的文人抒情诗体。如果我们这样描述大抵不错的话，那么自然会发现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心目中那种理想文体是非常接近于永明体的：
　　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
　　在萧子显看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只有那些有一定先天秉赋、且有史传知识者，才能成为诗人。作诗应该有感而发，让情思自然流出，而不应预先构建，为作诗而作诗。这是一般原则。萧子显还认为，好诗应语言简洁明了，易识易读，不应冗长拖沓，雕饰过分。诗还应讲究声律，石温玉润。文人作诗，还应吸取民歌民谣的长处，以做到流畅圆转。诗既不能过于典雅，也不能过于鄙俗，关键是能抒发胸怀。所有这些，几乎都涉及到永明新体的特点。
　　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萧子显理想文体的提出，是在论述当代流行的三种文体之后所做的一个小结。理想文体，吸收“三体”之长，扬弃各体之短。如果我们关于理想的文体是非常接近永明体的推断大致不误的话，那么，在萧子显看来，永明体的形成是离不开“三体”的，也就是说，永明体是在吸收“三体”之长，扬弃“三体”之短的过程中再加上自己的创造而成就的。萧子显所论“今之文章”“略有三体”是：“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此体源出于谢灵运。“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傅咸、应璩近似此体。“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此体以鲍照为代表。
　　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他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全力写山水诗的诗人，而且开创了中国山水诗派。谢灵运的山水诗对永明诗人谢ｔｉǎｏ＠①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大明、泰始诗坛的状况及其诗风的嬗变，所以关于大小谢山水诗的承转关系，这里就不再加以讨论（注：可参考陈庆元《从“池塘生春草”中来——论谢ｔｉǎｏ＠①对谢灵运的继承和发展》，见《中古文学论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一、三两体的代表诗人分别是谢灵运和鲍照，他们都是刘宋时期的诗人，对萧子显来说都是较为晚近的诗人，而为什么第二体偏偏看中时代较早的魏晋诗人傅咸和应璩呢？我们知道，萧子显论诗十分讲究“新变”，谢灵运一体是江左以来的新变之体，鲍照一体是元嘉以来的新变之体，故被特地拈出。“缉事比类”一体，并非江左、元嘉以来新变体，故不从近代推出代表人物，而上溯到魏晋。如果根据钟嵘所说，“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其根源在颜延之、谢庄，那么，大体上可以认定颜延之和谢庄在近世是此体的代表人物，至少是与此体近似的代表人物。本来文学观念不太相同的钟嵘和萧子显，却在反对过分用事这一点上看法很相近，都批评得相当激烈。不过，颜延之、谢庄繁密的用事在当时能产生“化之”的效应，恐怕不能仅仅从负面的影响来考虑这一问题。在诗歌发展过程中强调用事，哪怕有时强调得过了一点，是不是仅有百弊而无一利？从曹丕组织编写类书开始，中国古代诗歌便走上自觉用事的时代（注：《诗品》中“魏侍中应璩”条：“祖述魏文，善用古事，指事殷勤，雅意深笃。”亦可反证曹丕雅好古事古语。）。颜延之等用事繁密应该是中国古代诗歌用事发展的一个阶段，也即南朝元嘉诗歌向永明衍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颜延之诗用事繁密而且精深，增强了诗歌的密度和深度，故能与谢灵运各

自“擅奇”（《南齐书·文学传论》）一时。齐、梁文学家都很重视诗文的用事，《文心雕龙》就特设《事类》一篇加以总结，刘勰云：“综学在博，取事贵约。”颜延之“综学”不可谓不博，而问题却出在未能在“约”上下功夫，所以不免有“拘挛补衲”（《诗品序》）或“职成拘制”、有失“清采”（《南齐书·文学传论》）之弊。永明体代表诗人沈约认为文章当从“三易”，沈约等人并不像钟嵘那样猛烈指责诗歌的用事，而提出“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颜氏家训·文章》引）的主张，加上易识字，易诵读，这实际上就是萧子显所说的“言尚易了”。当然，沈约等人也不是学而不博的市井诗人，沈约、谢ｔｉǎｏ＠①、萧衍等永明诗人也都善于积累事典。史传上曾记载沈约和谢ｔｉǎｏ＠①同问崔慰祖地理事十余条（详《南齐书·崔慰祖传》），萧衍与沈约争记栗事（详《梁书·沈约传》），萧衍策问刘孝标锦被事（《南史·刘孝标传》），都说明他们学问也并非不博，“在参之史传”方面，本领还是有的，问题只在于事典是在什么时候用和怎么用而已。钟嵘、萧子显能看到颜延之用事繁密使诗歌失于流畅的不足，沈约等人当然也可以看到这一弱点。用事由繁密趋于简洁，钟嵘、萧子显的贡献是在理论方面加以阐发，而沈约等人的贡献则是在实践上进行探讨，这无疑都是很大的进步。不过，人们在看到这一进步的同时，不应忘记颜延之及其他大明、泰始诗人在用事方面做过的努力。
　　《诗品》将谢庄与颜延之并称，其实，作为大明、泰始诗人的谢庄，对永明诗坛的重要影响可能是在声律方面。《诗品序》引王融的话说；“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王融拟撰《知音论》，对前人有关声律的认识肯定精心研究过。尽管我们今天找不到谢庄论述声律的有关材料，但是比起范晔，他的活动年代与王融更加接近（注：谢庄去世的次年，即公元467年王融出生。详陈庆元《王融年谱》，见《六朝作家年谱辑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可以肯定，谢庄对声律的认识对王融撰写《知音论》有更为直接的影响和启发。假如钟嵘所说，王融是声律论的首创者有其根据的话（注：《诗品序》云：“王元长创其首，谢ｔｉǎｏ＠①、沈约扬其波。”），那么，谢庄对永明声律说的形成作用就更大了。
　　鲍照是元嘉诗坛向永明诗坛过渡的一位至关重要的诗人。照萧子显“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的理论来分析，鲍照的俗体诗是江左以继谢灵运之后的又一次“新变”，鲍照也是继谢灵运之后一位雄踞诗坛的人物。萧子显还把鲍照、汤惠休与颜延之、谢灵运并提：“颜、谢并起，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明确指出大明、泰始中突出于诗坛的是休、鲍。“标志”，不仅可以解释为高出于世，而且还有作为一代表识之义。孙绰《游天台山赋》：“赤城霞起而建标。”李善注：“建标，立物于表识也。”萧子显对流行的三种诗体各有褒贬，他评鲍照一体说：“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通常认为这是批评的话，无疑是对的。但是，“倾炫心魂”——炫人眼目，勾人魂魄，读者的接受和反映也是一种评价，社会效应似也不容忽视。萧子显在论及理想诗体时，以为要做到“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前提就是“杂以风谣”，而鲍照正是从元嘉到永明之间诗学风谣最成功的代表。钟嵘论诗，重雅轻俗，他说沈约“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多少有些瞧不起的样子，究其原因，就是沈约诗“宪章鲍明远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轻怨”（《诗品》中）。其实，不仅是沈约，永明其他诗人，如谢ｔｉǎｏ＠①、王融、虞炎等都有一些轻怨之作，他们也不同程度受到鲍照俗体诗的启示影响。至于艺术技巧方面，除了上文已经提到的语言流利，篇章趋于简短，发端和兴象的讲究外，这里还要补充说一说“雕藻”的问题。鲍照诗的雕藻，刻画得最精工的可能是作于孝建、大明中的《玩月城西门廨中》，这首诗影响所及，不仅仅限于南齐永明，整个齐、梁诗坛咏物诗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以至白居易《与元九书》还把其中的“归花先委露，别叶早辞风”二句看作宋、齐、梁风花诗的代表。而像鲍照的“乳燕逐草虫，巢蜂拾花萼”（《采桑》），更为谢ｔｉǎｏ＠①“青蛉草际飞，游蜂花上食”（《赠王主簿》）直接承袭。
　　南朝宋初至梁初沈约谢世，其间约九十年。由元嘉体到永明体，诗歌从古奥却又未免有些蹇碍的古体过渡到清畅流利、讲究声律的新体，假如中间没有大明、泰始，假如中间没有颜延之、鲍照、谢庄和（早期）江淹等一大批诗人的探索和努力，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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