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泰始诗论

大明泰始诗论
【  作  者】陈庆元
【作者简介】陈庆元，1946年生。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现为福建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发表过专著《中古文学论稿》等。
  南朝宋文帝元嘉时期和齐武帝永明时期，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两个重要时期。前一时期，谢灵运的清丽巧似，颜延之的情喻渊深，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后一个时期，沈约、谢ｔｉǎｏ＠①、王融等创造了体制较为短小、讲究声律、易于诵读的新体诗，在诗歌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从元嘉到永明，中间还有约三十年的时间，这就是齐、梁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通常所说的大明、泰始时期。
　　宋文帝刘义隆于元嘉三十年(453)谢世，至宋亡还有二十七年，中间经过六帝，经营较久的只有孝武帝十一年和明帝七年。而孝武帝大明(457-464)、明帝泰始(465-471)则是继文帝元嘉之后两个时间相对较长的年号。文学史上常常以年号来标示某一时期的文学。以年号标示某一时期的文学，其起迄的时间又往往与年号不尽相同，建安文学和永明文学的情况都是这样。从文风、特别是诗风嬗变的角度来审视大明、泰始文学，当指的是文帝刘义隆谢世至宋亡，甚至到齐初建元，即齐武帝登基的永明之前约三十年的文学。
　　钟嵘《诗品》曾两次将大明、泰始连称以指代元嘉之后一个时期的文学（其中一次引用其从祖钟宪语）。在钟嵘前后，用“大明以来”，或休（汤惠休）、鲍（照）并称来论述元嘉之后约三十年文学的，至少有萧惠基、王僧虔、萧子显、裴子野数人。可见，齐、梁间文史家对这一期的文学是相当重视的。可惜在此之后，便少有文学史家将大明、泰始连称作为一个文学史时期来作整体的、深入的探究（单个作家或诗人的研究则时有涉及大明、泰始）。认真思考起来，原因较多。首先或是因为齐、梁的文史家对大明、泰始文学批评的多，褒扬的少。其次是大明、泰始文学在宋、齐间特色不够鲜明，表面上看成绩也并不十分突出，似乎前不及元嘉，后不及永明。三是受宋严羽的影响。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中，论及“元嘉体”时，把鲍照和谢灵运、颜延之一起归入此体，从大处着眼，有其可取之处，但又未免有些简单化。《沧浪诗话》是中国古代一部成绩巨大的诗话，后人受它的影响自不可免。四是具体操作的困难。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不算太长，南朝中前期的作家，有的既在元嘉已经成名，又活跃于大明、泰始，例如鲍照、谢庄；有的则活到永明以后，然而在刘宋后期已有文名，例如谢超宗、丘灵鞠、谢ｆěｉ＠②、江淹，齐、梁文评家去宋不远，较容易辨析这些作家作品的年代，而对于后代的文学史家，特别是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就比较困难了。更何况齐、梁文评家能看到的作品肯定比我们要多得多，像《诗品》下“宋御史苏宝生、宋中书令史陵修之、宋典祠令任昙绪、宋越骑戴法兴”条，苏、陵、任、戴四人的作品已全部亡佚；至于颇受到王俭称道的谢ｆěｉ＠②，其诗也是一篇无存。这无疑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很大的难度。
　　大明、泰始时期文学大约三十年，时间不算太长，但如果和正始文学（从齐王芳正始年间至魏亡不足三十年）、永明文学（从齐武帝永明间至沈约卒约三十年）相比，也不见得短。随着南朝文学研究的逐渐深细，特别是近年一些相关年谱的问世（注：详见刘跃进、范子烨编《六朝作家年谱辑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和《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的出版（注：曹道衡、刘跃进著《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大明、泰始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少便利。本文要研究的就是这一时期诗风的嬗变以及这一时期诗歌在南朝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一
　　沈约《宋书·颜延之传》云：“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采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同书《谢灵运传论》亦云：“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齐、梁文学家往往也将颜谢联称（注：刘勰《文心雕龙·时序》：“颜谢重叶以风采。”颜、谢既指两个家族，亦含有颜延之、谢灵运在内。钟嵘《诗品序》：“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于颜、谢虽有轩轾，但仍将他们并称为元嘉中“五言之冠冕”。），把他们当作刘宋时期、至少是元嘉时期的代表作家和诗人，从大处看，自然是很有道理的。谢灵运卒于元嘉十年(433)，此时距宋亡还有四十七年。“宋初吟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尽管谢灵运在身后对刘宋文坛仍然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在元嘉后期和大明、泰始时期发挥具体作用的则只能是颜延之或鲍照、汤惠休以及宋孝武帝刘骏等人了。
　　颜延之比谢灵运年长一岁，却比谢多活了二十三四年，卒于宋孝武帝孝建三年(456)。颜延之不少重要作品，都作于谢灵运过世之后的二十余年中（注：据缪钺《颜延之年谱》，可考的有：《应诏宴曲水作》*、《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五君咏》*、《拜永嘉太守辞东宫表》、《释何衡阳达性论》、《重释何衡阳达性论》、《庭诰》、《夏夜呈从兄散骑车长沙》*、《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赭白马赋》*、《皇太子释奠会作》*、《为皇太子侍宴饯衡阳南平二王应诏》、《宋郊祀歌》二首*、《拜陵庙作》*、《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赠谥袁淑诏》、《赐恤袁淑遗孤诏》、《谢子峻封建城侯表》、《赠王太常》*等，见《读史存稿》，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27-160页。有*者为《文选》所登录。）。钟嵘评颜、谢诗，都用了“尚巧似”三字，颜、谢诗“尚巧似”的共同特点，也正是宋初诗体因革的特点。然而钟嵘又指出颜不同于谢四端：“体裁绮密，情喻渊深”，一也；“喜用古事”，二也；“经纶文雅”，三也；“错彩镂金”，四也。在钟嵘看来，颜延之在大明、泰始文坛影响最为巨大的，首先是“经纶文雅”，这是正面的影响；其次是“喜用古事”，这是负面的影响。
　　先说“经纶文雅”，《诗品》下“齐黄门谢超宗、齐浔阳太守丘灵鞠、齐给事中郎刘祥、齐司徒长史檀超、齐正员郎钟宪、齐诸暨令颜测、齐秀才顾则心”条云：
　　檀、谢七君，并祖袭颜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从祖正员常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唯此诸人，传颜、陆体。用固执不移。颜诸暨最荷家声。
　　谢超宗为灵运孙，钟宪为钟嵘从祖，颜测则为颜延之子。这条评论虽然反映了钟嵘重雅轻俗的文学观，但又说当时活跃于大明、泰始中和齐初的一大批诗人对颜延之“经纶文雅”诗风的接受和承继。齐高帝建元初，武陵王萧晔与诸王共作短句诗，诗学谢灵运体，高帝萧道成认为学诗当从潘岳、陆机以及颜延之入手。萧道成入齐之前就写过民歌体的《群鹤咏》一类的作品，在大明、泰始中他可能也偏爱过鲍、休的俗体诗。但是，早年曾在鸡笼山从雷次宗学习儒家经典的萧道成，受到雅正诗人颜延之的影响也是很有可能的。
　　其次，是“喜用古事”而“弥见拘束”。钟嵘论诗，主张诗应当远离故实，少用事，他认为，古今许多名句，都非出自经、史，特别是那些吟咏性情、写景之类的作品更是如此。钟嵘在《诗品序》中对大明、泰始以来喜用古事而有伤诗歌真美的

诗风提出尖锐的批评：
　　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在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近任ｆǎｎｇ＠③、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
　　谢庄(421-466)，颜延之比他大三十八岁，颜去世的孝建三年(456)，谢三十六岁。谢庄今存诗不多，从今存诗很难看出他用事繁密的倾向。《文选》卷五十七载有他作于大明六年的《宋孝武宣贵妃诔》一篇，其用事的繁密，并不亚于颜延之的《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和《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繁密的用事，为大明、泰始诗坛的一种风尚，或由颜延之倡其首，谢庄扬其波，影响所及，直至齐代和梁初。孝建三年，颜延之写了一首《赠王太常》诗，王太常即王僧达，僧达作《答颜延年》以谢。僧达诗云：
　　长卿冠华阳，仲连擅海阴。ｇｕī＠④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君子耸高驾，尘轨实为林。崇情符远迹，清气溢素襟。结游略年义，笃顾弃浮沉。寒荣共偃曝，春酝时献斟。聿来岁时暄，轻云出东岑。麦垄多秀色，杨园流好音。欢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谣吟。栖凤难为条，淑

《大明泰始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