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10年中国政治发展策略探讨

一、改革时代政治发展回顾

在《中国：改革时代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一文中，我提出了分析中国大陆政治发展的“结构/群体分析模型”，其中“结构模型”关注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变化，关注社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及其相互关系。“群体模型”关注社会的群体结构及其演变，关注各个群体的处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希望通过对结构和群体两个维度的观察和分析，来理解过去25年中国大陆的政治变迁。

改革的初始条件会对改革产生直接而持久的影响。在毛时代，在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格局中，政府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格局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然是“政府主导型改革”。

在这种改革过程中，政府拥有很大的“自主性”。它有能力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独立地制定并实施改革方案。既然政府有实力决定是否改革以及如何改革，所以改革必然是“渐进式改革”，而不会是“一场革命”。政府的“自主性”决定了取代集权主义体制的只能是权威主义体制，而不可能是民主体制。而“渐进式改革”则为政府和社会赢得了时间，使统治集团可以从容地探索制度设计方案，调整群体关系策略，建立文化霸权。

改革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在制度结构方面，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同时改变，市场经济、权威政治与新权威主义协同发展，从而使新的制度体系获得了较高的结构适应性。在群体关系方面，适应群体结构的变化，调整传统的群体关系策略，放弃大众，转而与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统治联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个代表”分别勾画了当今社会的制度结构和群体关系的蓝图。因此，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确定为“党的基本路线”是非常恰当的，而把“三个代表”誉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决非言过其实。它们共同确定了今日中国的政治框架，为政治稳定奠定了基石。

但是，现实并非十全十美，危机就蕴藏在稳定之中。一方面，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冲突仍然存在。政治腐败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风险和社会不平等，既威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与公众对政治清明和社会公正的要求相冲突。另一方面，缺乏制约的精英联盟导致对大众的过分剥夺，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驱使大众铤而走险。也就是说，那些给中国带来了政治稳定的条件，也孕育了威胁政治稳定的因素。

除了“结构性成就”之外，在90年代，中国政府还做出了一系列“日常业绩”。在政治方面，成功地完成了最危险的权力过渡，化解了民主化危机，压住了来自自由化的挑战，而且合法性下降的趋势得到缓解，“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个代表”得到精英的广泛认同。在经济方面，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控制住了通货膨胀，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顶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压力，与此同时，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加速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在社会方面，开始着手解决不平等问题，在农村实施《八七扶贫计划》，在城市建立完全网，同时开始部署开发西部。战胜了1998年的长江特大洪水。在国际关系方面，打破制裁，重返国际社会，恰当处理了“银河号”事件、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台湾海峡危机没有过度发展，顺利收回香港和澳门，加入WTO　，申奥成功。一般说来，对于一个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些问题几乎是无法解决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却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只要看一看90年代国际政治地图的变化，我们就必须承认，在这个沧海桑田的时代，一个共产党政府能够提交这样一份成绩单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坦率地说，我认为第三代得到的评价远远低于他们实际取得的成就。此外，这一切也提醒我们必须充分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学习能力。这种学习能力使许多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失去意义。这意味着，不能通过简单地类比，例如根据某国的经验或中国某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来推断中国的现实和未来趋势。

但是，成就显著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问题，许多毛时代遗留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如专制），许多邓时代产生的问题还在继续深化和蔓延（如腐败、不平等、贫困），新的问题也在不断涌现（如台湾问题、金融风险、WTO　冲击）。可以说，第二代和第三代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但也给继任者留下了异常艰巨的任务。

二、改革时代的政治发展模式

可以用“政治行政化”来概括改革时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金耀基对“政治行政化”有精辟论述。根据香港的经验，他指出政治行政化有两条主要途径，一是精英吸纳，即政府有意识地把社会中的精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结构，二是决策咨询，即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广泛咨询公众意见。由于社会精英被吸纳进行政决策结构中，结果在行政体系之外，很少有与这个体系站在对抗立场的政治人。而决策咨询使行政单位能广泛地、经常地接触社会，使政府对社会的意向有更敏锐的反应。金耀基认为“政治行政化”是一种积极的“非政治化”。

改革时代的中国政府，有意识地把社会精英纳入行政体系，主动地制定有利于精英的政策，越来越多地运用决策咨询，不断开辟民意渠道，不但与社会精英结成联盟，也对大众的呼声做出适度回应。通过精英吸纳、政策倾斜、决策咨询，政府主动地满足精英的要求。这样一来，社会精英无需诉诸政治就可以实现自己的要求。于是，他们或是出于自愿，或是出于无奈，而放弃了政治权利诉求。虽然大众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但是由于他们分散无力，因此即使心怀不满也无济于事。这样一来，政府也就化解了改革开放带来的政治参与压力。而且中国的政治行政化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个转型国家，政治行政化还表现为“政府主导型改革”。自主地实行经济改革，自主地建设意识形态，并使之与权威主义政体相适应。这一切为中国赢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精英吸纳”、“咨询性政治”、“政治行政化”这些概念也许是陌生的，但是，对这些概念所蕴含的统治策略却并不陌生，而且心领神会，运用自如。其实，在中国，“行政支配社会”是一以贯之的传统，从古到今概莫能外。在毛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工农大众实行“群众路线”，对中间派实行“统一战线”，对敌对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改革改变了社会结构。社会精英产生了，而且日益壮大，其力量不可忽视。而大众则收回了政治忠诚，对政府充满了怨恨。于是，政治整合问题出现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治行政化”应运而生。论文未来10年中国政治发展策略探讨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c%-!=? \{wKmH+|5Ov naDv;Vb\p%FY教学论文pHTJY]pRQ?,\.pz'h3;@O[C?%

在权威主义体制下，在一个除了政府之外，再没有其他“可用的”政治设置的社会中，政治行政化也许是唯一可行的政治整合机制。通过满足精英的需求以换取他们对统治秩序的认可，不失为一种聪明的统治策略或统治艺术。策略要想有效，必须辅之以一整套制度。因此政治行政化绝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制度安排。香港的经验显示，这种“满足强者，剥夺弱者”的体制具有充分的弹性或适应能力。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通过不断满足新兴的强者，同时给予弱者必要的关照，它可以不断延续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政治模式可以在经济繁荣、社会自由与政治专制之间维持一种平衡。

其实，政治从来就是精英的特权。“好政府”与“坏政府”的区别不在于选举权的普及程度，而在于政府能否对公民的需求作出恰当地“回应”并对其“负责”。政治行政化也是政府对民意做出回应的一种方式。通过在决策机构中吸收社会精英，在决策过程中广泛地进行咨询，逐步放松对大众传媒和结社的限制，公众的意愿和利益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表达和满足。为了维护稳定，统治者也必须对大众的要求做出负责任的回应。实际上，对中国大陆来说，公民的抗议、批评、组织、示威、游说决策者的权利和自由，也许比多党制、定期选举还要重要。

三、政治行政化：未来10年的政治发展策略

在探讨未来10年的政治发展方案时，我们必须正视如下经验和事实：第一，行政吸纳政治这种政治发展策略远没有达到山穷水尽的境地。香港、新加坡、乃至日本的经验表明，行政吸纳政治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政治发展策略。从大陆回收香港的经验判断，中国共产党似乎有足够的能力驾驭一个充分自由化的社会。第二，现存的权威主义政权的稳定性较高，近期内没有任何群体能够动摇它的根基。而且目前也看不到支持民主化的力量压倒反对民主化力量的可靠迹象。第三，亚洲、南美、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显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实行多党制和最高决策者普选不一定能更好地解决当今中国面对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而且，即使现政权崩溃了，新政体也难以脱离现有结构，市场经济体制、权威主义政治、精英联盟以及对大众的掠夺还会卷土重来。我的直觉是，在未来的10年甚至20年内，中国大陆很可能会继续维持现有的社会制度结构和群体联盟格局。

这一切意味着，近期内，狭义的政治民主化（指实行多党制和最高决策者普选）很难行得通。尽管作为理想主义者，我们无法完全接受现实，但是作为现实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