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影响评析（导论）

刻同各个历史时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地运用它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解决新问题，求得新观点，新结论，进而丰富和发展它。这种从人民群众的当代实践去理解和阐述党性原则的意义在于：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呼声的一致性问题，新闻媒介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与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问题，这是一个长期困扰新闻界的老问题，中国电视传播的成功实践，首先为这一问题的正确解决开辟了新的现实性道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声音，这也是党的喉舌的重要表现。传播党的声音和传播人民群众的声音高度的统一才是党性原则的生动体现。理论认识的深化和电视实践的发展都表明，新闻工作党性原则永远是开放的、当代的，它始终扎根于当代实践，属于当代实践，并对当代实践产生应有的导向作用，这是新闻工作党性原则本质上科学性、先进性的最深刻的根据。
    四、电视舆论监督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近年来，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为代表的电视舆论监督涌现出一大批可圈可点之作，在社会生活中显示了独特的威力和魅力，引人注目，影响极大。
    那么，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电视舆论监督为什么会呈现如此火爆之势呢？在我们充分注意到电视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之后，我们的目光不能不投向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一言以蔽之，中国社会承受力的大大增强，这是电视舆论监督健康、顺利发展的社会基础。这种承受力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既是领导的，又是群众的；既是被监督部门的，又是全社会的。今天，人们不会因为从电视上看到了《“罚”要依法》中309国道上那个凶神恶煞的交警，就无视济南交警的雄姿和漳州“101”殷切的目光，有困难找警察仍然是从儿童到司机的基本选择之一；人们不会因为电视揭露了某些领导干部的徇私枉法就怀疑党的领导和现行政策，《焦点访谈》出现的那些先进典型，仍然吸引着人们崇敬的目光。“生活是这样的吗”？“这不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吗”？如此一闻批评就出现的道貌岸然的诘问，如今已经普遍被人们认为是一种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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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从更深的层次上讲，社会承受力并非是什么观念理解力或理论思辨力，它最根本的是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集中反映。在一个生产力落后和综合国力贫弱的国度，舆论监督的社会承受力一定是十分低下的，那种“一颗火星就可以引起世界大战”的心理，必定时刻笼罩着决策层和操作层，对新闻媒介的严密控制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发展，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这就是舆论监督得以健康发展和持续繁荣的社会条件和根本保证。电视机前的观众，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平民百姓，不会因为电视曝光了淮河被严重污染就认为自己家里的自来水也有毒了，不会因为电视报道了江南大面积的粮食因阴雨连绵无法收晒就怀疑要发生饥荒了，不会因为电视里出现了一些行业的乱收费就认为这些行业全滥掉了。一句话，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在你身边，老百姓在衣食住行的变化中，在与二十年前的对比中，在电视节目的日益丰富中，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前途与希望，真真切切地认识到那句老话──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里，我们似乎又听到了邓小平同志那睿智的声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的确，六·四这个关我们都能过，舆论监督面对的问题又有何难？一个身心健康、体貌端庄的人是不怕别人品头论足的；一个欣欣向荣、前程似锦的国家是经得起外界说三道四的。“衣食足则知礼节，仓廪实则知荣辱”。我们的人民“衣食足”，社会主义中国“仓廪实”，这就是最坚实的社会承受力，这就是电视舆论监督最牢固的社会基础。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都在走向成熟，光明的中国为舆论监督展示了广阔的前景。正像1998年九届人大一次会议和九届政协一次会议后《科技日报》记者孙旭红在《回眸两会》一文中所言：“当此次我们的舆论也开始变得棱角分明起来时，我们发现政府比我们想象的还坚强，老百姓比我们想象的还理智。”（《科技日报》1998年3月22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舆论监督的不断加强，与其联袂而至的也一定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全面推进。

    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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