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影响评析（导论）

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同时，还提出了完善民主监督机制的四条途径——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这三项决策机制民主化、科学化的基本要求，必然要通过新闻媒介反映出来。电视作为一种综合的信息载体与创造形式，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为电视舆论监督提供了大有作为的根本保证。
    五、电视在大众文化和地域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何在？
    从文化发展的意义上说，电视传播是文化传播的革命性变革，电视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当今其它任何文化形态，电视成为改造社会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力量。然而，电视对文化发展的影响并非只有积极作用，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消费文化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精英的巨大冲击，“物质丰裕，精神痛苦”这种“病态社会”中人们被异化了的生活也通过电视表现出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瑟罗深刻地指出：“人类的文化和人类的价值观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电子媒介所左右。人类社会几乎彻底地让商业市场来决定他们的价值观和模仿的榜样，这是前所未有的。无论从深度（看电视花去的时间）还是广度（看电视的人口比例）上说，电视创造的文化渗透力也是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
    电视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大众文化是与电视结伴而生的，在电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代理的当代，在大众文化呼啸而来的今天，离开了电视，大众文化的发展是不可相象的。这是我们对电视在大众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地位的基本认定。在此，我们对两个相关问题作了认真的辨析：其一，电视的文化传播是如何参与当代中国文化的构造过程的；其二，电视观众这样的大众出现的社会性变化及其对电视传播的反馈作用。尽管我们不能完全接受学术理论界有关“人文精神”讨论中某些过于激愤的论点，不能同意对电视的苛求和责难，但面对屏幕上过多的商业气息和脂粉气味，我们有理由质问：这是媒体的进步，还是文化的沦丧。电视文化发展的致命误区在于：把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广义的文化市场看得过于简单，过于狭窄，不自学地把初级阶段与初级文化、通俗文化甚至是庸俗文化牵扯到电视上来，放弃对精英文化的追求，全面匮乏电视的精品意识。

   
　
    我们对中西方学者对大众文化和电视的评析作了大体的梳理，这无疑为我们正确认识电视在大众文化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然而，我们只有从历史的、发展的、实践的视角出发，才能得出符合中国电视传播实际的正确结论。
    中国电视是在“文革”大“革”了十年文化的“命”后，在文化专制主义造成的文化荒芜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当“八亿人民只有八个样板戏”的黑暗一页被翻过去以后，与世隔绝的中国人从电视上获得了对世界的真切认识，获得了文化的最初的也是最直接的滋养。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后又一次睁开眼来看世界，那么电视就是这一过程的最大的视窗。审视中国文化在经历了十年浩劫后获得的复苏和发展，无论如何也不能低估电视的作用，电视文化也是一种政治文化的特点，在中国有独特的作用和表现。也因此，今天已充当了大众文化的急先锋的电视，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并不乏启蒙的功绩，而且，这种启蒙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都是其它国家所不曾有的。当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表现在文学、美术、音乐、雕塑等领域的伟大创造，在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开端恰逢电视的介入，时代的特点与历史的进步一目了然。如果说今天大众文化是对精英文化的一种大规模消解的话，那么，当初电视节目摈弃“高大全”的“文革”式的文艺节目的创作模式，实际上就是对极左路线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强有力的消解。并且，这种消解有难以替代的广泛性和群众性。当电视开始冲破“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束缚后，当人们把看电视真正视为娱乐手段后，尽管电视中的文化含量还不大，但这毕竟已告别了一个时代──那个剥夺大众文化权利的时代。

    在分析中国电视剧告诉我们什么的问题时，本书通过京派、海派、粤派电视剧的生产从“三国演义”到三足鼎立的发展过程的描述，阐明了这样的一种电视现象：中国电视剧传达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生动表征，让观众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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