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影响评析（导论）

了不同文化流派的差异，并通过电视剧的风格样式，表现了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特殊性，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在电视剧中可见一斑。
    与京派、海派等电视剧相比，粤派电视剧显得大气磅礴，洋溢着英雄式的、史诗般的气度与力度。当《情满珠江》、《和平年代》等粤派电视连续剧完全征服了观众时，人们不仅感叹：珠江三角洲不仅出现了经济奇迹，而且还有文化的崛起。粤派电视剧的异军突起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岭南文化的内涵，而且对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电视工作讲政治与电视精品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成功的实践参照。岭南文化借助电视剧在世纪末的新北伐，堪称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一道十分亮丽的风景。
    京派电视剧在中国电视剧向大众化、通俗化的方向发展中，曾有过突出的贡献，京味文化的特点在电视剧中表现的十分鲜明。并且，京派电视剧在题材和体裁上，开拓了不少新领域，其电视剧的代表作在文化底蕴和叙事方式上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但是，京派电视剧有一个严重的缺陷，这就是少有能够弘扬主旋律的大制作。从一定意义上说，京派电视剧中“侃”、“痞”的招数已经走到了尽头，观众很难再对此抱有热情，人们期待的是京派电视剧中能够产生出与京派文化相匹配的大作。
    起源于明末清初的海派文化可谓历史久远，但进入80年代以后，“大上海沉没”却越来越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从80年代中期起，上海的文艺创作被称为“又多又快、不好不坏”，一语道出了海派文化的尴尬。海派电视剧的一些优秀之作，从平民的视角出发，将普通人的生活图景形象地展示在观众面前，洋溢着一种独特的人情之美和人性之美。但是，正像许多专家指出的那样，上海改革开放有那么大的变化，可是上海电视剧的“思想含量却不能与上海的前进同步，它老有一种追寻旧梦的感觉，而且上海人的那些优秀的东西如他的智慧，对现代的敏感，那种接受中西文化的灵活，都被那种姑嫂之争的小家子气的东西淹没了。”（《电影艺术》1998年第1期，第74页）海派电视剧表现出的国际性和开放性还不够，对当代生活深层次的变化反映得还不多，因此，摆脱局限于家庭人伦琐事中的羁绊，努力去表现对时代精神的总体思考和把握，表现出艺术家的大度和艺术作品的大气，当是海派电视剧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书的第一章在分析了电视对社会政治的一般影响后，着重论述了中国电视必须讲政治的历史必然性和当代中国最大国情对电视传播的基本定位。半个世纪以来，电视对社会变革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电视以其不可替代的特点和优势，对现代社会政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电视影响政治不仅具有独家优势，而且还存在一种互动原则。一方面，电视为政治提供了生动具体、形象直观的感性画面，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政治的发展，为政治民主化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政治的清明与否又是电视能否良性发展的先决条件，在一个政治上愚昧落后的社会环境里，电视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繁荣和进步的，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历程就十分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

   
　
    本章的最后，还以托夫勒关于电视是“颠覆性传媒”的论述为起点，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马格斯倒台等冷战时期的重大社会变革为视点，探讨了电视在社会变革和政权交替中的作用及启示。本书认为，今天，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两大主题，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我们要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寻求国与国之间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扩大电视传播间的互相合作，共同对付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挑战。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对于中国电视来说，如果以防止自身沦为“颠覆性传媒”为由，坐井观天，画地为牢，拒绝正视我国电视事业发展中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拒绝学习国外电视传播的先进技术，拒绝借鉴一切有益于中国电视发展的优秀成果，这恰恰是一条十分危险的歧途。因此，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电视，面对国际电视传播的激烈竞争，首要的任务不是批判，而是学习，是要博采各国电视文化之长。一句话，中国电视应当以更加开阔的胸襟和更加恢弘的视野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满怀信心地开创中国电视事业的新局面。

    第二章集中论述了电视在新闻传播中的开创性贡献。在叙述了电视成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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