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浅识
近代文学浅识
【英文标题】Some view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840-1919)
XIE Mian(Chinese Department,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 来这里讲话，我有点惶恐。我的专业方向是中国当代文学，距离被称为近代文学的文学时段，至少也有一百年的间隔。大概是由于我写过一本叫做《1898：百年忧患》的小册子，以及编过若干种关于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之类的丛书，会议的主持者嘉许了我，破例邀请我这个外行来参加这个盛会。对此，我心怀感激。我说的惶恐的心情是真实的，因为除了大学学习时简单学过一些近代文学的常识之外，我的近代文学的知识几近于零。上次主持百年文学总系的工作，学生们一致推举我写第一本（即1898这一本），他们的意思我明白，就是要我带头完成这个工作，起个模范作用。
我硬着头皮钻进了北大图书馆，后来又跑到海南岛的一个远僻之处开始了这个工作。书出来了，心中仍然没有底。我把我对于近代文学的一些看法征询陈平原的意见。陈平原论辈分是我的学生辈，但论他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则可充当我的老师无疑。他听了我的表达，说了句：“差不多”。他的话鼓舞了我，好像有了点信心。这就是我“从事”近代文学的“历史”。我充其量只是一个初学者，更像一个莽撞的闯入者。
我的闯入是由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思考逐渐深入，感到当代文学的一些品质，一些内涵，一些存在的问题，例如在文学的作用与功能、文学对于社会的责任与承当、文学与政治乃至与国运民生的关联，以及文学的时代精神等方面，均可溯源到近代文学的一些先行者的思考与实践上面来。在过去，这种思考是被隔断的。一般都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从中国新文学传统那里来的，它的前身是中国现代文学。因此一般的寻根究底的工作，都在新文学的准备和兴起面前，便停止了脚步。
这种看法有些道理，因为从古代到现代，中国文学的巨大裂变是产生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实践。特别是这个时期发生了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写作这样语言运载工具上的大变化，是用文言写作，还是用白话写作，给中国文学历史横腰一断，就分割开来了。所以，认中国当代文学是新文学的一部分，对于当代文学的问题可以追到现代文学上面来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若是从中国那场划时代文学变革的更深远的动因上看，例如从变革的萌动的根本寻找原因，这一切均要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社会的危机这个大背景上面来。这样一看，仅仅追到“五四”就远远地不够了。
当时列强虎视，国土沦丧，积弊深重，回天无力。国人痛感昔日皇皇大国，如今是这般地孱弱与破败，加上当国际工业革命大潮兴起，东洋西洋各先进国家的思潮学说纷至杳来，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中国士人，奋起寻求强国新民之道，从实业救国、军事救国，到科技救国，一切努力都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这架破旧的机器上化为泡影。于是，近代一些最先觉悟的人士，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文学。他们想通过文学以改变全社会的麻木和愚钝，启迪民智，重铸民魂，进而改造社会，振兴国运。
于是，“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诸事遂得以兴。上述三个口号中的前两个口号，是梁启超分别于1899年12月23日和28日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始见于1902年11月出版的《新小说》创刊号上刊登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在这篇重要的文章中，梁启超把小说对于改造社会人心的作用推到了极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欲新人心，欲新人物，必新小说”。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于是便产生了对于文学的直接而急切的甚至还有点简单化的期待。
这种非常明确的功利主义的动机，使得“新小说”以及其他一些文体的写作者们，迫不及待地要在他们的作品中装进去许多新思想和新道理，由于对作品所装填的内容的极端重视的结果，他们相当普遍地忽视作品的形象性和艺术性。他们的作品存在着相当浓厚的概念化倾向。这些现象使我们联想到，在后来我们熟悉的那些“思想第一”、“政治第一”理念的由来，甚至也可以为后来的小说可以亡党亡国等的“理论”找到遥远的证明。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一切也都是似曾相识的。
文学需要变革的种种理念，在上述三个“革命”中已经萌生。近代文学的先行者们已经感到了旧文学已不能适应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既无法完成表达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的使命，又因为言、文的严重脱离而影响了中国人对于世界现代文明的接纳，从而严重地束缚了新知识的传播与接受，最后导致国人的与世隔绝，使民智不能开发。从这点看，对于旧文学的怀疑与批判，并不始于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们，而是从近代就开始了一方面想维护旧有秩序，一方面又怀疑旧文学的主流地位的姿态。一些论者已经注意到“五四”之所以能成功地确立白话文在新文学中的地位，也是与此前经过了十多年的摸索、以及与近代以来的那些半新半旧的实践、特别是与早期启蒙主义先驱者推动“白话文学”的努力分不开的。
近代文学的探索实践所提出的最初的思路，与后来的新文学运动的设想，几乎没有大的不同。当时的人们对于山林文学、贵族文学、性灵文学的怀疑，他们对于文言阻碍新思想和新事物的传播的怀疑，与“五四”先行者的态度也大体相近。只是当日的人们不敢放开来想，不敢对当时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工具进行彻底的改革。就是说，他们不敢否定文言文，不敢起用白话文，他们只能在原来的框架之内进行一些有限的改良，引进一些新名词，装填一些新内容，表达一些新思想。例如诗界革命就是如此，梁启超肯定了黄遵宪、丘逢甲等人写诗不避“流俗语”的努力。这些努力不限于诗人，事实是，当时的许多人都已感到言文的脱离是一个绝症。不少人开始提倡白话文，但由于积习甚深，各地方音复杂，实行起来困难多多，而不能奏效。
正是由于近代那些先行者包括他们的失败在内的并不成功的实践，都为后来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经验。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在那一切看来有些幼稚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的。近代文学试图冲出重围，立意于创新，他们要接纳新思想，展示新生活，他们为救国救民而创造。他们身为传统文人，却力求以新姿态走出传统的窠臼。他们以审慎的态度要与他们所安身立命的旧文学相剥离，文学不再是为性灵而作，文学要为强国新民而作。宁肯为思想而牺牲审美，文学要有用于世。这一切对于后来者都是弥足珍贵的。没有婴儿时期的蹒跚学步，就不会有成人之后的猛进腾跃。我对我的“发现”充满了欣喜——这“发现”就是，我从新文学的生存状态中发现了它与近代文学之间的亲缘关系，新文学是它的血脉的流传，可以说，近代文学是新文学之父。
我只是沿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思考，而接近了这个源头。我只是一个冒昧的闯入者，但对于孤陋寡闻的人来说，我以为我“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
自清道、咸以降直至民初，也就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这前后数十年光景，大约是，文界以龚自珍为标志，政界以林则徐为标志，下限直抵蔡元培、胡适、鲁迅，有谁统计过，其间出现了多少豪杰才俊之士？有的人才华绝伦，有的人惊世骇俗，有的人身世凄婉，有的人书剑飘零。雄才大略如孙中山，悲歌慷慨如谭嗣同，似乎是，时世越是艰难，人的才情就越是要在艰难中拔地而起，他们仿佛下了决心要和恶命运作一次力量悬殊的抗争。
《近代文学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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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Some views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1840-1919)
XIE Mian(Chinese Department,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 来这里讲话，我有点惶恐。我的专业方向是中国当代文学，距离被称为近代文学的文学时段，至少也有一百年的间隔。大概是由于我写过一本叫做《1898：百年忧患》的小册子，以及编过若干种关于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之类的丛书，会议的主持者嘉许了我，破例邀请我这个外行来参加这个盛会。对此，我心怀感激。我说的惶恐的心情是真实的，因为除了大学学习时简单学过一些近代文学的常识之外，我的近代文学的知识几近于零。上次主持百年文学总系的工作，学生们一致推举我写第一本（即1898这一本），他们的意思我明白，就是要我带头完成这个工作，起个模范作用。
我硬着头皮钻进了北大图书馆，后来又跑到海南岛的一个远僻之处开始了这个工作。书出来了，心中仍然没有底。我把我对于近代文学的一些看法征询陈平原的意见。陈平原论辈分是我的学生辈，但论他对近代文学的研究，则可充当我的老师无疑。他听了我的表达，说了句：“差不多”。他的话鼓舞了我，好像有了点信心。这就是我“从事”近代文学的“历史”。我充其量只是一个初学者，更像一个莽撞的闯入者。
我的闯入是由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思考逐渐深入，感到当代文学的一些品质，一些内涵，一些存在的问题，例如在文学的作用与功能、文学对于社会的责任与承当、文学与政治乃至与国运民生的关联，以及文学的时代精神等方面，均可溯源到近代文学的一些先行者的思考与实践上面来。在过去，这种思考是被隔断的。一般都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从中国新文学传统那里来的，它的前身是中国现代文学。因此一般的寻根究底的工作，都在新文学的准备和兴起面前，便停止了脚步。
这种看法有些道理，因为从古代到现代，中国文学的巨大裂变是产生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实践。特别是这个时期发生了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写作这样语言运载工具上的大变化，是用文言写作，还是用白话写作，给中国文学历史横腰一断，就分割开来了。所以，认中国当代文学是新文学的一部分，对于当代文学的问题可以追到现代文学上面来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若是从中国那场划时代文学变革的更深远的动因上看，例如从变革的萌动的根本寻找原因，这一切均要追溯到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社会的危机这个大背景上面来。这样一看，仅仅追到“五四”就远远地不够了。
当时列强虎视，国土沦丧，积弊深重，回天无力。国人痛感昔日皇皇大国，如今是这般地孱弱与破败，加上当国际工业革命大潮兴起，东洋西洋各先进国家的思潮学说纷至杳来，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中国士人，奋起寻求强国新民之道，从实业救国、军事救国，到科技救国，一切努力都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这架破旧的机器上化为泡影。于是，近代一些最先觉悟的人士，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文学。他们想通过文学以改变全社会的麻木和愚钝，启迪民智，重铸民魂，进而改造社会，振兴国运。
于是，“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诸事遂得以兴。上述三个口号中的前两个口号，是梁启超分别于1899年12月23日和28日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始见于1902年11月出版的《新小说》创刊号上刊登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在这篇重要的文章中，梁启超把小说对于改造社会人心的作用推到了极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欲新人心，欲新人物，必新小说”。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于是便产生了对于文学的直接而急切的甚至还有点简单化的期待。
这种非常明确的功利主义的动机，使得“新小说”以及其他一些文体的写作者们，迫不及待地要在他们的作品中装进去许多新思想和新道理，由于对作品所装填的内容的极端重视的结果，他们相当普遍地忽视作品的形象性和艺术性。他们的作品存在着相当浓厚的概念化倾向。这些现象使我们联想到，在后来我们熟悉的那些“思想第一”、“政治第一”理念的由来，甚至也可以为后来的小说可以亡党亡国等的“理论”找到遥远的证明。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一切也都是似曾相识的。
文学需要变革的种种理念，在上述三个“革命”中已经萌生。近代文学的先行者们已经感到了旧文学已不能适应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既无法完成表达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的使命，又因为言、文的严重脱离而影响了中国人对于世界现代文明的接纳，从而严重地束缚了新知识的传播与接受，最后导致国人的与世隔绝，使民智不能开发。从这点看，对于旧文学的怀疑与批判，并不始于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们，而是从近代就开始了一方面想维护旧有秩序，一方面又怀疑旧文学的主流地位的姿态。一些论者已经注意到“五四”之所以能成功地确立白话文在新文学中的地位，也是与此前经过了十多年的摸索、以及与近代以来的那些半新半旧的实践、特别是与早期启蒙主义先驱者推动“白话文学”的努力分不开的。
近代文学的探索实践所提出的最初的思路，与后来的新文学运动的设想，几乎没有大的不同。当时的人们对于山林文学、贵族文学、性灵文学的怀疑，他们对于文言阻碍新思想和新事物的传播的怀疑，与“五四”先行者的态度也大体相近。只是当日的人们不敢放开来想，不敢对当时人们所使用的语言工具进行彻底的改革。就是说，他们不敢否定文言文，不敢起用白话文，他们只能在原来的框架之内进行一些有限的改良，引进一些新名词，装填一些新内容，表达一些新思想。例如诗界革命就是如此，梁启超肯定了黄遵宪、丘逢甲等人写诗不避“流俗语”的努力。这些努力不限于诗人，事实是，当时的许多人都已感到言文的脱离是一个绝症。不少人开始提倡白话文，但由于积习甚深，各地方音复杂，实行起来困难多多，而不能奏效。
正是由于近代那些先行者包括他们的失败在内的并不成功的实践，都为后来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经验。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在那一切看来有些幼稚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的。近代文学试图冲出重围，立意于创新，他们要接纳新思想，展示新生活，他们为救国救民而创造。他们身为传统文人，却力求以新姿态走出传统的窠臼。他们以审慎的态度要与他们所安身立命的旧文学相剥离，文学不再是为性灵而作，文学要为强国新民而作。宁肯为思想而牺牲审美，文学要有用于世。这一切对于后来者都是弥足珍贵的。没有婴儿时期的蹒跚学步，就不会有成人之后的猛进腾跃。我对我的“发现”充满了欣喜——这“发现”就是，我从新文学的生存状态中发现了它与近代文学之间的亲缘关系，新文学是它的血脉的流传，可以说，近代文学是新文学之父。
我只是沿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思考，而接近了这个源头。我只是一个冒昧的闯入者，但对于孤陋寡闻的人来说，我以为我“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
天地——虽然它已在那里存在了一个世纪——我饶有兴趣地对19世纪、20世纪之交和20世纪、21世纪之交，这涉及三个世纪、两个世纪末的情景作了对照，我因我的“发现”而充满了惊喜。我为我初次涉足的那一个世纪末的动人情景而目乱心迷，我为这个发现而心动。那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代，灾祸频仍，危机四伏，内外交困，国破家亡。想不到的是，这样的绝境竟是一个出现巨人和奇才的时代！
自清道、咸以降直至民初，也就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这前后数十年光景，大约是，文界以龚自珍为标志，政界以林则徐为标志，下限直抵蔡元培、胡适、鲁迅，有谁统计过，其间出现了多少豪杰才俊之士？有的人才华绝伦，有的人惊世骇俗，有的人身世凄婉，有的人书剑飘零。雄才大略如孙中山，悲歌慷慨如谭嗣同，似乎是，时世越是艰难，人的才情就越是要在艰难中拔地而起，他们仿佛下了决心要和恶命运作一次力量悬殊的抗争。
《近代文学浅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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