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的“过程”说不出自司马光吗？——同管怀伦教授商榷

笔者在《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南京市委党校管怀伦教授》一文中，曾明确指出：管怀伦教授在构造他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时，使用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即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看作一个而过程。“而‘过程’说的真正发明人是司马光”，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首创的，管教授在方法上是“炒司马光的冷饭”。（1）对笔者的这一说法，管教授无论在致我的公开信中，还是私下谈话里，都坚决予以否认，他说：“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并非司马光首创，因此谈不上我炒他的冷饭。我也从来没有贬抑司马光，我的文章中引用的材料也没有一条是来自司马光的。如果说我炒了冷饭，那我可以明确地说，我是炒了班固的冷饭，同时我在他的冷饭里又加了更多的热材料。”（2）对管教授这样表态，笔者不能不考虑是否有冤枉他人之嫌，因此有必要再写一文予以澄清。　

一、管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　

笔者在《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南京市委党校管怀伦教授》一文中，认为管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对此，管教授在致我公开信中，既未明确承认，也未否认，我视其为默认。

为了证实笔者此言非虚，请看管教授十年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一文，他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和理论概括，它的确切所指是对一个特定历史过程的抽象，而不是对某个孤立、偶然事件的表述，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对汉武帝时期国家指导思想重大转型及其历史影响做（作）出基本评估。我以为，这个过程应由六个阶段构成”：“罢黜刑法——剪枝弱干”；“议立明堂——公开较量”；“增置博士——表彰儒学”；“绌抑黄老——政治实现”；“制策贤良——理论完成”；“任用儒吏——组织更新”等。（3）

可见，不管管教授自已承不承认，他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无疑。　

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过程”说不出自班固　

众所周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最早源于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西汉初期，即汉武帝时期的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无载，西汉时期的所有学者的著作文章对此都无载，东汉初期的学者包括班固的父亲班彪的著作亦无载，而且班彪是最早筹划撰《汉书》的人，班固撰《汉书》是子承父业，完成其父的遗志。

班固在《汉书》中，是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作汉武帝初期一件重大的历史和思想史事件来记述的：

他在《汉书·武帝纪》中说：公元前，武帝七年，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来）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鸣呼，何施而臻此与（欤）！今联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欤）！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联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他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详细记载了这次对策的具体情况，说：“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还特别载有董仲舒的对策——《天人三策》，在第三策中明确有：“《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班固还在该传的结尾处说：“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另外，班固在《汉书·武帝纪·赞》中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注意：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虽然说过：“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但他并未将汉武帝“罢黜百家”当作一个过程来看，“魏其、武安侯”的“隆儒”仅仅是一般尊儒，而董仲舒的建议才是真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能以董仲舒的对策为据，并且对策本身就已完全解决了这一问题。

由此可见，管教授说“如果说我炒了冷饭，那我可以明确地说，我是炒了班固的冷饭”，这有点不妥。　

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过程”说是司马光首创　

必须指出，班固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从东汉中期到五代六朝时期的北宋初年（4），都没受到重视，直至北宋立国约80年之后，孙复首次说：“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5）此问题才受到学术界的吹捧。但接下来就有个问题，怎么能证明汉武帝在七年采纳了董仲舒这一建议呢？实证是什么？这是当时学术界思考的最致命问题。

为了解决班固这一“硬伤”，司马光才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首次提出了“过程”说：-`wa@"u/LCy? UDXlV\UF{zzu/;;Lg*[汉语言论文[&id}9(ZhE0"RLwsx hMtq

武帝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二年：“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蚡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蚡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馀。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分免，申公亦以疾免归。”五年：“置五经博士。”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论文“罢黜百家”的“过程”说不出自司马光吗？——同管怀伦教授商榷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可见：第一，司马光把董仲舒的对策由《汉书》中的汉武帝七年提到了汉武帝元年，这是司马光的一个创举；第二，司马光不像班固那样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破天荒地把其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董仲舒对策；卫绾罢黜刑法；赵绾和王臧议立明堂；增置博士；郡国举孝廉；制策贤良等；第三，司马光的“过程”说与司马光当年“砸破缸”一样，确有聪明独到之处，它既紧扣核心主题，又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践过程完整地展示给了史学界，在当时做到了能自圆其说。同时，它既解决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问题，也解决了诸如“举孝廉”、“兴太学”等问题。

因此，司马光是“过程”说的鼻祖。管教授说，“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并非司马光首创”，这是可能也不妥。　

四、笔者89年对司马光的“过程”说的批判与吸收　

应当指出，司马光的“过程”说，也不是无懈可击。这一做法毕竟玩的是“砸破缸”的小聪明，并不“深遂”。后来，他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多方质疑。但史学界的主流思想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直都持肯定态度，他们或是扛“班固大旗”，或是扛“司马光大旗”，或是对二者进行调和，兼收并蓄。史学家们对此也都心照不宣。

早在1989年前，笔者就开始重视对司马光的“过程”说的研究，在89年南京市纪念“五四”70周年的大会上，就提出了自己的新说，认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个谎言，实际应为田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在先秦，百家包括儒、法、道、墨、阴阳、名、农、纵横、小说、杂等家。其实，这些家真正涉及到政治问题的不过是儒、法、道、墨四家。汉初，墨家自行匿迹，四家只剩三家。此时道家（黄老）占统治地位，儒、法在野。据《汉书·武帝纪》载：早在董仲舒对策前，汉武帝元年，‘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秦可。’法家即被罢；武帝好儒，窦太皇太后好黄老（道），武帝二年田蚡等以儒反黄老，被窦太皇太后免官；武帝七年，董仲舒才在贤良对策中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但是，早在武帝六年，‘窦太后（即窦太皇太后——引者）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道家即被罢。这能叫董仲舒‘罢黜百家’吗？”（6）

笔者认为：1、我的这一“过程”说，在方法上总的来说来自司马光，是对司马光的“过程”说的吸收；2、我抛弃了司马光把董仲舒对策提到汉武帝元年和坚持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3、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其“过程”是：卫绾罢黜刑法；赵绾和王臧议立明堂；田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4、我首次从“过程”说的角度，肯定了田蚡在汉武帝尊儒事件中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