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

》、《载纪》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前所著书。”因《世祖本纪》为四人所同撰，班固迁为郎之后一方面是受旨著书，一方面自己也急于自证其史才，应忙于撰前汉史之《列传》、《载纪》，尚不能锐意于诗赋。则《两都赋》不作于明帝永平（58-75年）年间，可以确定。
　　二、班固在章帝章和元年（87年）上《汉仪》、《南巡颂》之后因母丧去官，第二年即为中护军，因而于和帝永元元年有《北征颂》及《燕然铭》，均与军事有关，不会于马背上去构思《两都赋》这样远离军旅生活的鸿篇巨制、所以也不会是作于和帝之时（和帝于公元88年2月继位，次年为永元元年）。据此，则只有作于章帝时。章帝有建初（76-83年）、元和（84-86年）、章和（87-88年）三个年号。其不作于章和年间，前所论第二条已明之。建初、元和之中，究竟作于哪一段时间呢？我以为当作于元和的三年之中。因为班固于永平十五年定《建武纪注》（注：《后汉书·马援传》记马严“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厘定《建武纪注》”。），永平十七年云龙门对策，作《神雀颂》、《秦纪论》及《典引》（注：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92-93页。），当年8月明帝薨。章帝建初四年（79年）作《白虎通》，建初七年上《汉书》。则此前主要精力乃在《汉书》上。又：《两都赋序》中说，“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而建初元年大旱，酒泉太守段彭等击车师、攻交河城，山阳、东平地震，其秋有星孚于天市，不可谓之“无事”；二年发永昌等三郡兵击哀牢，马防等击羌从二年至三年，三年又有武陵漤中蛮反：五年击漤中蛮，亦俱可谓多事之秋；六年至八年从所存史实看，尚无作此赋之因由。
　　由以上事实看，《两都赋》应作于元和的三年之中。
　　除以上所述两方面理由之外，还有下面几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从赋的内容看，《两都赋》末尾所附《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反映了此赋作于这几种祥瑞出现之后，朝廷议礼之时。据《后汉书·章帝纪》，建初“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礼毕，登灵台，望云物，大赦天下”。七年（82年）冬十月西巡狩，幸长安，祠高庙，祭十一陵。“岐山得铜器，形似酒尊，献之。又获白鹿”。这同赋末所附《宝鼎诗》中说的“登祖庙兮享圣神，昭灵德兮弥亿年”一致。又元和二年（85年）五月诏书云：“乃者凤皇、黄龙、鸾鸟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见，及白鸟、神雀，甘露屡臻。”则《两都赋》不作于见白鸟等祥瑞之前。所以我以为《两都赋》作于元和二年或元和三年。
　　其次，从班固的生平活动与创作动机方面看。《后汉书·章帝纪》元和元年八月“改建初九年为元和元年”。次年二月，东巡狩。五月有关于白鸟等祥瑞的诏书。四月还宫，班固上《东巡颂》。这证明此次章帝东巡狩班固是从驾的。我以为班固于从驾出巡中对圣意有所体察，应是其作《两都赋》的思想基础。不然，班固也是扶风安陵人，如从家乡感情方面说，应同杜笃、傅毅一样是希望建都长安的。即使从政治上考虑他认为建都洛阳于国家有利，如果不知圣意如何，在事情尚拿不准的情况下，他至多只能上疏陈事，不会作赋以张扬之。
　　一般说来，用于献纳的作品的创作动机有两展：其表层的动机往往是出于客观的原因，而其深层的动机则往往是要达到个人的某一目的。这里先谈谈班固创作《两都赋》的表层的动机。《两都赋序》云：“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墙，起苑囿，以备制度。西土耆老，感怀怨思，冀上之ｊｕàｎ＠⑧顾，而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之议。故臣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这就是说，班固是针对有些人的迁都之议而写《两都赋》的。我们再深一层考虑：不仅作赋颂赞建都洛阳决策有一个机缘问题，西土耆旧重提迁都也有一个机缘问题。我以为章帝时一些人鼓吹迁都之事，当发生在建初七年冬十月章帝西巡狩前后。那么，班固之作《两都赋》，应在此后。以如此的鸿篇巨制，从地理、史实到辞章，恐非数月能就。
　　第三，从人事关系上看。班固作《两都赋》，尽管序中说是针对主张迁都的“西土耆老”而作，但客观上与杜笃的《论都赋》针锋相对。杜笃之赋未引起光武帝的重视，故“二十余年不ｋｕī＠⑦京师”，仕郡文学椽，而在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前后入马防门下（注：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卷二。）。马防为马援次子，其女弟于永平三年为后。据《后汉书·马防传》，马防于“永平十二年与弟光俱为黄门侍郎”。“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钜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多聚声乐曲调，比诸郊庙。宾客奔凑，四方毕至。京兆杜笃之徒数百人，常为食客，居门下”。真可谓权倾朝野。在这种情况下，班固恐不敢明目张胆同杜笃较劲。建初三年（77年），杜笃为马防从事中郎，随马防击羌，战殁。这样，班固写《两都赋》，才不至因得罪杜笃而惹出麻烦。
　　在主张都于洛阳的赋作家中来看，班固作《两都赋》实际上是要同傅毅的《洛都赋》一比高低。傅毅字武仲，扶风茂林人（《后汉书·文苑传》），班固对他有些看不起。曹丕《典论·论文》云：
　　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傅毅善为诔、颂、诗、赋，以文才称，而班固在青年时曾作《幽通赋》，此后继父作史，以史才称。从明帝永平至章帝建初二十六年中，傅毅作《迪志诗》、《七激》、《北海王诔》，对策作颂，又作《明帝诔》、《显亲颂》。班固作《安侯戴侯颂》、《世祖本纪》、《列传》、《载纪》二十八篇，及《建武注纪》、《神雀颂》、《秦功论》、《典引》、《耿恭守疏勒城赋》、《答宾戏》、《白虎通》。傅毅显然只长于诗赋，而班固文史兼通，赋、颂并能，大约自视更高。所以，傅毅《洛都赋》出，班固并不称许，而有意要与之相较短长。傅毅为兰台令，与班固共同典校经书在建初二年（注：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卷二。），当时班固已十四年没有升迁，自然牢骚满腹，羞与为伍。但无论怎样，总不至明白显露，有失士大夫的风度。次年，傅毅为马防司马，班固大约也不会为此而惹事。建初八年（83年）马防败，傅毅免官。则在此以后作《两都赋》，便没有什么妨碍。因此，从

人事的方面说，班固之作《两都赋》也当在元和年中的二年至三年间。这对于了解班固的生平及把握《两都赋》的思想内涵，体会其中所包含作者的情感，都是有意义的。
　　　　三、由班、傅关系看傅毅《洛都赋》的作时
　　傅毅《洛都赋》已散佚，《艺文类聚》卷六一录有一大段，《初学记》卷二四和《康熙字典》“寮”字条各引数句，费振刚等先生编《全汉赋》皆录入，《北堂书钞》卷一三七有二句，文字与《艺文类聚》小异，《全汉赋》校记中亦提及。此赋作于何时，于史无考，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亦未系年。
　　《后汉书·傅毅传》云：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也。少博学。永平中，于平陵习章句，因作《迪志诗》曰……。毅以显宗求贤不笃，士多隐处，故作《七激》以为讽。
　　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是文雅显于朝廷。
　　车骑将军马防，外戚尊重，请毅为军司马，待以师友之礼。及马氏败，免官归。
　　永元元年，车骑将军窦宪复请毅为主记室，崔驷为主簿。及宪迁大将军，复以毅为司马，班固为护军。宪府文章之盛，冠于当世。毅早卒。
　　据《后汉书·马廖传》和《马防传》，马防之败在建初八年，那么，傅毅之免官也应在建初八年。傅毅之撰《洛都赋》，当在建初八年免官以前。因为免官之后他只有小心谨慎地生活，岂敢多事，以引起朝野的注意。永元元年窦宪以之为记室，也只能于军中安心供职，不敢预于朝廷之事。
　　同时，《洛都赋》也不作于明帝之时，因为当时他以为明帝“求贤不笃”。《论衡》第二十卷《佚文》云：“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惟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石，孝明览焉。”（注：傅毅此“神爵颂”即《神雀赋》。《隋书·经籍志四：“《神雀赋》一卷，后汉傅毅撰。”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四十疑此赋作于章帝元和中，《中古文学系年》系于明帝永平十七年。）但此后傅毅似乎并未升迁，因此才有《七激》之作（注：《中古文学系年》系《七激》于永平二年，似非。因其中说到“汉之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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