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

，存乎永平。”为永平之后的语气。）。所以我以为，傅毅之作《洛都赋》，当在建初二年任兰台令史之前：他正是因为献纳此赋得章帝称赏，而拜郎中、为兰台令史的。曹丕《典论·论文》中说班固与其弟班超书中讥嘲傅毅，事在何年，史书也无载，《中古文学系年》系于建初二年（77年），是也；但列于“傅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共典校书，作《显宗颂》”一条之前，欠妥。因据信中所说，显然在傅毅任兰台令史之后。那么，《洛都赋》，作于傅毅任兰台令史之前，当在建初元年或二年之前半年。有可能在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赋》作成之后。据《后汉书，耿＠(14)传》，耿恭于永平十八年三月引兵据车师，建初元年三月至玉门历艰难困苦死伤余十三人，鲍昱奏耿恭节过苏武，因而拜为骑都尉。《中古文学系年》系班固之作《耿恭守疏勒城赋》于建初元年，是也。估计当在建初元年之末。因耿恭之事传至朝廷，再议奏请等，亦需时日。
　　又《后汉书·杨终传》，杨终于建初元年上疏议改广陵、楚淮阳、济南之狱徙罪人于绝域事，章帝下其章，令大臣议之，司空第五伦亦同杨终之议。“太尉牟融、司徒鲍昱、校书郎班固等难伦，以施行既久，孝子无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异”。看起来，朝廷当时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视维护先帝懿旨为一重要原则。这自然也是坚持都于洛阳问题上可以拿出来的一个理由，至少以此为理由主张都于洛阳不至获罪。故我以为，傅毅的《洛都赋》作于班固的《耿恭守疏勒城赋》之后，大体当在建元二年（77年）前后。班固因为自己有一代史才，又能为赋，而十多年未见升迁，傅毅作赋而被任为兰台令史、郎中，故讥其“下笔不能自休”。班固在七八年后作《两都赋》，表面上看来与傅毅无关，其实也是有些联系的。
　　同时，我们应看到，班固尽管对傅毅看不起，但毕竟一起共事，不至有失缙绅风度，在傅毅因写《洛都赋》而获升迁之后自己立即写一篇与之相较。但建初八年（83年）傅毅因马防事败而免官，趁着朝廷获嘉瑞、皇帝有意制礼之机，作《两都赋》以显露其作赋之才，则是完全可能的。
　　除《洛都赋》之外，傅毅又有《反都赋》，已佚，今只存《水经注·伊水注》所录两句。崔ｙīｎ＠⑨也有同题之作，却存有序和开头一段。其《序》云：“汉历中绝，京师为墟，光武受命，始迁洛都。客有陈西土之富，云洛邑褊小。故略陈祸败之机，不在险也。”（注：据《艺文类聚》卷六一。）由此看来，其主旨还是赞成建都洛阳，并非主张迁都长安。其正文中说建武受命之后“观三代之余烈，察殷夏之遗风，背崤函之固，即周洛之中，兴四郊，建三雍，禅梁父，封岱宗”，也是说建都洛阳的雄略与大典。那么，傅毅的《反都赋》同《洛都赋》也应主旨相同，大概角度上是从返还长安并无益处的方面立说。同一事而颠来倒去写，这也就难怪班固要说他“下笔不能自休”了。
　　　　四、《两都赋》的创作心态与特色
　　无论怎样，傅毅之作是在题材上、构思上给班固的《两都赋》的创作以启发的。傅毅等的《反都赋》是针对主张返都长安的人而发，大约从“地利不如人和”的方面立论，今所存“因龙门以畅纪，开伊阙以达聪”，就是由地利而言人和，说建都洛阳的好处的。《洛都赋》则一开头即写建都洛阳，大汉复兴，再不复提西都之事。傅毅这样写，可能同杜笃的《论都赋》内容有关。《论都赋》全文大体分两部分：前一部分论西都之便利和前汉之功业，第二部分论东都之仁德，申未暇迁都长安之由。前一部分篇幅大，而后一部分篇幅小，结构不够匀称。傅毅的《反都赋》专门针对杜笃《论都赋》之前一部分，而《洛都赋》则专门发挥杜笃《论都赋》不作为重点的后一部分。但其《反都赋》因为要讲不能迁于西都而必建都洛阳之理由，也写到洛都，故同《洛都赋》在内容、题材上有重合的部分。
　　班固的《两都赋》则学习了《子虚》、《上林》的结构方式，合二为一，又相对独立成篇。上篇只写西都，下篇只写东都，内容划分清楚，结构较为合理。从主导思想上说，他不在规模和繁华的程度上贬西都而褒东都，而从礼法的角度，从制度上衡量此前赞美西都者所述西都的壮丽繁华实为奢淫过度，无益于天下。《西都赋》写长安都城的壮丽宏大，宫殿之奇伟华美，后宫之奢侈淫靡，也极尽铺排之能事，使作者着实表现出了写骋辞大赋的才能。但结果却不是写得越奢华便越体现着作者对它的赞扬，而是折之以法度，衡之以王制。《东都赋》写洛阳，虽也写宫室、田猎的内容，但比较概括，而从礼法制度出发，宣扬“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顺时节而ｓōｕ＠①狩，简车徒以讲武，则必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
　　杜笃的《论都赋》建议迁都长安，写得很策略；班固维护建都洛阳，在处理对前汉西都评价上，也极为谨慎小心。《西都赋》本为赞美、夸耀之词，不用说。《东都赋》开头云：
　　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子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
　　批评的矛头对准的是秦皇而非汉帝。下面接着一小段写“大汉之开元”，十分概括。因为后汉以承前汉之皇统自居，对前汉不能不加肯定；但从前、后汉的比较来说，当时统治者需要的是对后汉功

业和东都洛阳的赞扬、歌颂，故对前汉的功业不能作太具体、详细的表述。下面说：“今将语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监于太清，以变子之惑志”，开始对后汉王朝功业、礼制的铺叙。又说：“迁都改邑，有殷宗中兴之则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又从历史方面来论证定都洛邑，前有先例，且居天下之中，得地利之便。由赋中内容的安排和措词的上下照应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心态和班固对此的把握。
　　《东都赋》以封建礼法为准则，赞扬了建武、永平的盛世，以“盛乎斯世”一语作为大段描述的结尾，对西都宾先予称赞，再予批评，行文摇曳多姿，善于达意。下面又将西都同东都的形势及风俗直接加以比较：
　　且夫辟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⑩，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ｓù＠(11)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
　　态度鲜明地称赞东都洛阳地利、形势及礼俗之淳厚，建筑、设置之合于王道。“统和天人”、“同履法度”，点出了《东都赋》的主题；“图书之渊”、“道德之富”，是《东都赋》着力铺叙、宣扬之所在。下面照应本篇开头部分：“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完全以一个新的尺度来衡量秦（实际上是代指前汉）和东汉王朝政教之得失。接着以西都宾的折服为赋正文部分的收束。这同《上林赋》的结尾完全一样。但整个说来，班固的《两都赋》开头、结尾、过渡等章法更为严谨、自然，且富于情态，长于韵味。
　　班固《两都赋》由于创作的目的在于表述一个政治问题上的个人见解，甚至是为了参与一场争论，故它不似《子虚》、《上林》的有很多虚夸的部分，以气争胜，而更多实证。它主要不是抒发一种情感，表现一种精神，而是要表现一种思想，体现一种观念。这也可以说是同时代风气有关，是当时文风和社会风气的体现。另外，同该赋中强调礼制、强调崇儒思想相一致，赋的语言典雅和丽（马积高先生《赋史》即已指出这一点），节奏步武从容，和銮相鸣，可谓金声玉振，有庙堂朝仪的风度。
　　在结构上，《两都赋》对《子虚》、《上林》也有突破，上文已言及。下面再看看其结尾上的创意。作为全赋的结束，《东都赋》末尾不是在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12)然意下，捧手欲辞”之后即结束，下面接上说：“主人曰：复位，今将授予以五篇之诗。”大约是考虑到下面即录附诗，会使结尾割裂而失去风韵，故将诗附于篇末，而以西都宾的称赞为结尾：
　　宾既卒业，乃称曰：“美哉乎斯诗！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遭，请终身而诵之。”
　　显得轻松而诙谐，多少带有一点寓言的味道，使这篇骋辞大赋在庄严之中，带有活泼之气。其中“义正乎扬雄，事实乎相如”，也可以看作是班固自己对《两都赋》特色的概括。
　　　　五、从《二京赋》等看《两都赋》的影响
　　因为《两都赋》写长安与洛阳两都的形胜、制度、文物等，同《子虚》、《上林》的仅写田猎者相比，内容要更为丰富、开阔，也更能集中地、多角度、多方面地展现一个时代政治、经

《《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