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

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因而后世时有人加以摹拟，形成“京都赋”的类型。《昭明文选》分赋为十五类，“京都赋”列在第一。《文苑英华》、《历代赋汇》等也有“京都”或“都邑”一类。
　　尽管在班固之前已有京都赋之作，但能使这类题材以及表现方式、结构方式结合而形成大赋的一种门类，乃有赖于《两都赋》取得的成就。历史上很多优秀的作品，尤其具有某方面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往往成为后来作家学习、甚至摹拟的范本。班固之前的京都之作，扬雄的《蜀都赋》已有残缺，崔ｙīｎ＠⑨、傅毅的《反都赋》只余残章剩句，傅毅《洛都赋》也有残缺，便说明了它们的历史地位。
　　最早摹拟《两都赋》的作品，是张衡的《二京赋》。《后汉书·张衡传》说，张衡年轻时曾“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然后说：
　　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
　　则《二京赋》的创作动机同二京本身无关，作者是要借此反映当时的社会，并表现讽谏之意。
　　汉和帝在位计永元16年，元兴1年，共17年（89-105年）。其后为殇帝，仅一年。安帝在位25年。按其“十年乃成”之说，则当作于殇帝延平（106年）前后。
　　正如《后汉书·张衡传》所指出，《二京赋》的意义正在于对统治者奢侈腐朽生活的细致描写和对这种现象的抨击。如其中在展现后宫之豪华之后说：
　　惟帝王之神丽，惧尊卑之不殊。虽斯宇之既坦，心犹凭而未摅。思比象于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庐。
　　有的地方还带有讽刺的口吻。如写苑囿之美和汉武帝迷信方士炼仙丹之后说：
　　若历世而长存，何遽营乎陵墓？
　　对最高统治者荒唐行为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这表面看来是写西京，实际上是借西京以表现作者对当时京都奢侈的看法，是将一地而分为两地来写。因为作者并不生活于前汉。如果说班固写《两都赋》时长安还大体存有当时的规模与形胜，也能从乃父及其他长者听到有关西京为都城时的繁盛景象，到张衡之时，能看到的西京旧貌就要失色得多；其所听闻，也只是传闻之辞，非亲见者所述。然而，张衡《西京赋》的篇幅又将近班固《西都赋》的二倍！可见，作者是将本应放在《东京赋》中讲的话策略地放到《西京赋》中去讲，本应在《东京赋》中加以描述的场面，放到《西京赋》中去描述。要不然，他是有感于东汉中期“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又何必如此用力去铺写西京呢？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说，《西京赋》是对《东京赋》的补充；其中所写西京，实为东京的影子。张衡的这种艺术处理的办法，却为后代作家写现实生活中有所禁忌的题材，开了一个法门。这似乎是以往的研究者所没有注意到的。
　　《二京赋》同《两都赋》比较起来，形式上是依样画葫芦《都是葫芦形结构》。但我们说的这个“葫芦”只是“形”，而不是“神”。就《二京赋》的思想和艺术表现手段来说，自有其独特处，前面所说以西京为东京影子，便是一端。在展现社会生活图景的方面，比《两都赋》更为丰富，前人论述已多，这里不赘述了。
　　但《两都赋》的结构形式毕竟在题材上有所限制，故后代也有承扬雄《蜀都赋》、崔ｙīｎ＠⑨《武都赋》、傅毅《洛都赋》之形式而只写一都者。这在汉代尚有张衡的《南都赋》，在魏晋时代有刘桢《鲁都赋》（残，《全后汉文》由《艺文类聚》卷六一录入，又据《初学记》等所引佚文穿插其中）、徐干《齐都赋》（《全后汉文》由《艺文类聚》录入，又以《初学记》等辑得佚文穿插补入），魏刘劭《许都赋》、《洛都赋》（并佚，题见《三国志·刘劭传》）、何桢《许都赋》（《全晋文》据《宋书》录其残文三段。据《中古文学系年》均作于青龙元年》、吴质《魏都赋》（据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考证，作于黄初元年至太和四年间》，蜀文立《蜀都赋》（《文选·蜀都赋》刘渊林注引一句），晋左思《齐都赋》（《晋书·左思传》）。这些都是单独成篇，自具首尾，不作蝉联结构。东晋南北朝时代也有过一

些以京都为题材的赋作，大多数散佚，有的存残篇零句，有的只存篇名，可见并无独创之处。只有鲍照的《芜城赋》写广陵在经过多次战乱后的残破景象，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万端，真实地反映了战乱频仍的南北朝时代人们的心情，故成千古传颂的名篇。
　　沿《两都》、《二京》的路子而在晋代取得很高声誉的，是左思的《三都赋》。《三都赋》从形式上的创新在于，它不同于《高唐》、《神女》、《子虚》《上林》、《两都》、《二京》“分则为二、合则为一”的结构方式，而是由三篇组成。张衡在《二京》之外，也有《南都赋》，但其间并无联系。左思却是将三者联结为一。从题材内容方面说，它不是写一个王朝前后期的两个都城，进行比较，而是写同时存在过的三个国家的都城。
　　左思赋的成功不仅因为它述事之翔实、辞采之华美，更在于其适应了晋国平定蜀、吴，一统天下后，要明确晋承魏统的需要。《文选·三都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一段文字，末云：“思作赋时，吴、蜀已平，见前贤之是非，故作斯赋，以辨众惑。”当时有什么惑呢？无非是蜀、吴正统，还是曹魏正统、晋承魏统的问题。所以清王鸣盛说：“左思于西晋初吴、蜀始平之后，作《三都赋》，抑吴都、蜀都而申魏都，以晋承魏统耳”（注：《十七史商榷》卷五一《三江扬都》条。）。因此说，这篇赋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适应了当时政治的需要。其本传载，“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两序皆给以很高评价。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略解》，序中也给以很高的评价；“司徒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馀，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难道《三都赋》真的惊采绝艳，压倒前贤吗？我们今天读《三都赋》本文，便觉并非如此。这些注家、序家与那些豪贵之家一样，也都是因为经多年战乱之后，晋朝一统，空前兴盛，大家都希望向司马氏表示对统一三国的拥护，故一时趋之若鹜，使其身价百倍。《晋书·左思传》云：“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抚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可见不少文人想到了这个题材、这个主题，只是左思之作先一步问世（注：关于《三都赋》的作时，前人看法不一。据《晋书·左思传》，陆机入洛时，左思《三都赋》尚未成，而左思作此赋之事，人已知之。陆机尚未及作，左思之赋已成。《晋书·陆机传》言陆机“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太康末不一定在太康十年，亦有可能在九年、八年。《晋书·左思传》言“构思十年”，《文心雕龙·神思》言“左思炼《都》以一纪”为十二年。均大略取其成数。如以陆机入洛在太康九年，左思之赋成，当在太康十年或太熙元年；如以陆机之入洛在太康十年，则左思赋成当在太熙元年或惠帝永熙元年，或稍迟。则言作于太熙元年(290)前后，大体不会错。王梦鸥以为作于272-297年间（王氏《古典文学论探索，关于左思〈三都赋〉的两首序》），李长之认为作于280-282年间（《西晋大诗人左思及其妹左芬》，《国文月刊》第70期），均嫌过早，而陆侃如系惠帝太安三年(303)，似过迟。）。及左思赋一出，机“遂辍笔焉”。其辍笔之原因，不仅仅因为左思之作“辞义＠(13)玮”等艺术上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已有人领此风骚，他再来一篇，无论怎样雕凿，也难与争胜了。
　　学习《两都》、《二京》的蝉联结构的赋，左思之后绝响近二百一十年，北魏宣武帝（500-503年）时有阳固为《北都赋》、《南都赋》以为讽谏（注：《魏书·阳固传》：“初，世宗委任群下，不甚亲览，好桑门之法。……而王畿民庶，劳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赋》，称恒、代田渔声乐侈靡之事，节以中京礼仪之式，因以讽谏。辞多不载。”），然其作失传。到唐文宗太和年间，有李庾作《西都赋》、《东都赋》，直接上继班张，写长安与洛阳，成了唐代少见的大赋（注：李庾《西都赋》、《东都赋》载《文苑英华》卷四四。其创作时间，马积高考证作于唐文宗太和四年或五年（830或831年），是也。参马先生《赋史》342-3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版。）。长安在西汉以后，先后有前秦、后秦、前赵、西魏、北周建都。洛阳在西晋以后，北魏后期曾为都城，至隋以长安为京师，而以洛阳为东都。大唐建国，定都长安，高宗显庆二年也“以洛阳宫为东都”（《新唐书·高宗纪》）。故李庾所写“西都”、“东都”不仅同班固、张衡以前后古今的都城对比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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