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都赋》的创作背景、体制及影响

一、《两都赋》体制溯源
　　清程廷祚《骚赋论》云：
　　若夫体事与物，《风》之《驷》，《雅》之《车攻》、《吉日》，田猎之祖也；《斯干》、《灵台》，宫殿、苑囿之始也；《公刘》之“豳居允荒”，《绵》之“至于歧下”，京都之所由来也。
　　程氏的见解是很精辟的。但陈氏只从内容方面说，并没有考虑到这些不同题材、内容的赋作体制上的特征。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情形就会小有不同。从京都赋的内容上说，它同《诗·大雅》的《公刘》、《绵》中某些段落有相同处，也同《小雅·斯干》、《大雅·灵台》相近。因为汉代京都赋除写地理形胜、文物、礼制之外，也还写到宫殿、苑囿、田猎等。如果从京都赋的题材与结构的关系方面说，似与《诗·小雅》之《吉日》、《车攻》二篇的关系更为密切。
　　《诗经》中《吉日》写西都之田猎，《车攻》写东都之田猎，皆以美颂为宗旨。朱熹《诗集传》于《吉日》题下引吕东莱语：“《车攻》、《吉日》所以复古者，何也？盖ｓōｕ＠①猎之礼，可以见王赋之复焉，可以见君实之盛焉，可以见师律之严焉，可以见上下之情焉，可以见综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业者，此亦足以观焉。”这同班固说的“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相一致，正所谓“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从功用方面说，赋是由诗分化发展而来的。《吉日》、《车攻》都是以天子的行动为中心写田猎，而且一在镐京，一在东都洛邑，这同《两都赋》的结构有些相近。而且《车攻》第一章曰：“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牧庞庞，驾言徂东。”写东都洛邑之田猎，却从由镐京起程说起，将西京同东都联系了起来。因而，它们虽为独立的两首诗，但从文字、内容上说，也有一定的联系。所以，我觉得《两都赋》在构思之初可能受到《吉日》、《车攻》之启发。
　　抛开内容、题材不说，只就体制言之，《两都赋》同《子虚》、《上林》有更多的相同之处。第一，都用“述客主以首引”（《文心雕龙·诠赋》）的方式。《西都赋》开头云：
　　有西都宾问于东都主人曰：“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都河洛矣。辍而弗康，ｓｈí＠②用西迁，作我上都。主人闻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愿宾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宾曰：“唯唯。……”（注：引文据中华书局影印胡克家校刻《昭明文选》李善注本。本文所引赋原文，未另外注明者皆据此。）
　　以下便是描述西京长安的文字，洋洋洒洒，两千多言，再无一句对话。人们读赋之时，根本就忘掉了有一个东都主人在睁大两眼呆呆地听着，也忘记了这是一个叫西都宾的在向人讲述，只觉得在读一篇文章。其未尾曰：
　　若臣者，徒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十分而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偏举也。
　　便算是收尾。这种开头结尾的办法，全是学了《子虚赋》的一套。
　　再看《东都赋》开头：
　　东都主人喟然叹曰：“痛乎风俗之移人也。予实秦人，矜夸馆室，保界河山，信识昭襄而知始皇矣，乌睹大汉之云为乎？”
　　以此作为上下两篇的连接。这种以问答对话的形式将整篇文章装进去的方式来自先秦时的“问对”和散体赋（如屈原的《卜居》、《渔父》、庄辛的《谏楚襄王》、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钓赋》等）。从全篇来说，以问对为框，以赋的描述部分为画面。但这画面不是一个整幅，而是多片并接成的。赋中描绘场面与情节多用韵语或排偶段落，但这些韵语和排偶段落之间，又往往以散文句式组合起来。这就很像在各个画面之间又有些较细的金属条作为联缀物。由于赋的开头有这么一段交待背景、人物的文字，全文又以对话的形式组织起来，使它多少带有一点情节的因素，故国外有的汉学家称汉代大赋为“史诗”。从题材、内容方面说，京都赋的史诗性质最为突出。
　　第二，风格上都有“极声貌以穷文”（《文心雕龙·诠赋》）的特征。列举物事，铺采ｃｈī＠③文，也即司马相如说的“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由于《子虚》、《上林》、《两都》等赋的影响，这成了汉大赋的共同特征。追求壮美，以大、以多、以穷尽为上，有时其描述纯粹成了一种表现精神、气概、愿望的手段。
　　第三，都是葫芦形的结构方式：两大部分自具首尾，但二者又有一定的联系。这种结构方式（体制）如再向上追溯，乃是来自宋玉《高唐赋》、《神女赋》，但不能说这当中没有司马相如的创造。其中最明显的一点，便是司马相如用宋玉写男女之情的一种特别的形式，表现了一个现实性很强的主题，因而《子虚》、《上林》后来成为写田猎、京都题材的大赋的范本。
　　《两都赋》之前明确以京都为名的赋作，当推扬雄的《蜀都赋》。扬雄赋多因袭模仿之作，但也有变革与创新，其由司马相如的游猎赋而受启发创作《蜀都赋》，即为一证。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未收此篇，今人或疑其非扬雄之作，以其韵不叶。实际上此赋押韵与汉时韵部一致，并无不合（参罗常培、周祖谟合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严可均《全汉文》于扬雄赋中则列为第一篇，盖以为扬雄早期之作。后人依托的说法似不能成立。
　　司马相如取《高唐》、《神女》的形式而反映了现实的主题；班固由《车攻》、《吉日》的内容表现和《子虚》、《上林》赋的模式而成《两都赋》，表现对当时政治的看法，展示了前后汉政治中心的壮阔图画，表现了人们要求安定的愿望和作者的历史观。《子虚》、《上林》是写苑囿、田猎，而《两都赋》扩大至写京都，包括宫殿、苑囿、田猎、礼俗、文教等，内容的历史文化蕴含更为丰富，从而使它获得了永久的艺术生命力和不朽的价值。
　　　　二、《两都赋》的背景与作时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后，定都于洛阳。刘秀为安抚天下和表明自己是继前汉的正统，于建武六年、十年两次亲幸长安，祠高庙，祭前汉十一陵；十八年三月，又重复此举。明年，“有诏ｆù＠④函谷关，作大驾宫、六王邸、高车厩于长安，修理东都城门（李贤注：“长安外城门，东面北头第一门也”），桥泾渭。往往缮离观，东临灞ｃｈǎｎ＠⑤，西望昆明，北登长平，规龙首，抚未央，＠⑥平乐，仪建章。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明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注：杜笃《论都赋》。据中华书局校点本《后汉书·杜笃传》，下同。《后汉书·光武帝纪》十九年有“是岁，复置函谷关都尉，修西京宫室”的记载。）。建武二十年，京兆杜陵人杜笃上《论都赋》（注：杜笃上《论都赋》时间，可参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以为关中表里山河，是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后汉书·杜笃传》）。但此等大事他不敢直言，而设为客有为笃言者，“笃因为述大汉之崇，世据雍州之利，而今国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但杜笃封奏此赋之后并未见朝廷有什么反应，他个人也未因此而得到任命褒奖（注：《后汉书·杜笃传》：“杜笃，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笃少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托，不谐，颇相恨。令怒，收笃送京师。会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诏诸儒诔之，笃于狱中为诔，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曰……。笃后仕郡文学椽，以目疾，二十余年不ｋｕī＠⑦京师。”）。但是，希望迁都长安的呼声却时有所闻。这似乎反映出东汉政权重建之后，在社会趋于安定的情况下人们对前汉昌盛时代的向往—

—人们无形中以前汉武宣之世作为发展的蓝本。故终光武、明帝之世，一直有人重提迁都之事。甚至到章帝时，还有人希望迁都长安。《文选》卷一《两都赋》题下李善注：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以谏，和帝大悦也。李善以为《两都赋》作于和帝（89-105年）时。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卷二言“和帝恐系明帝之误”，而“假定在为郎后一二年”，故系于明帝永平九年（66年）。二者相差三十来年。按班固迁为郎典校秘书在永平七年（64年），陆说似为有理。然《东都赋》东都主人对西都宾说：“今将语吾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显然是作于永平以后的语气。则陆说有误。根据其他方面材料看，《两都赋》之作亦不至迟至和帝之时。根据我的研究，其应作于章帝（76-88年）之时。因为：
　　一、班固于永平七年因为同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而迁为郎。《后汉书》卷四十《班固传》在“迁为郎，典校秘书”下云：“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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