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娱乐热”留给我们的思考

的起伏经历，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
1999年1月2日，《欢乐总动员》在一片“欢乐总宣传”的气氛中登场亮相，男主持红发冲冠，帅呆酷毙，女主持异装奇服，新潮一族，且男女主持手舞足蹈，全力动员，“欢乐”无比。然而观众中除了喜欢热闹的中小学生看着好玩，大多数都被这种“新奇”刺激得大倒胃口。记得报刊上有观众辛辣地嘲讽，不如将《欢乐总动员》改为“染发总动员”。可以说，《欢乐总动员》刚刚出台时的确不够成熟，定位明显有偏差，尤其是看重了形式的包装而轻视了节目的内涵。但是非常可贵的是这个节目在观众的指责、批评中十分冷静，并很快汲取教训，调整思路，找准定位，使节目很快改变形象，吸引了观众。而且常变常新，收视居上。笔者认为，这里重要的并不是外部包装的改变，而是增强了节目的文化含量，提高了品位，才使观众有了可品的味道。比如：推出的游戏栏目“黄金眼”可以使现场内外的观众和嘉宾一起十分投入地测试自己的观察力，既紧张又刺激；“明星学校”栏目让现场嘉宾跟“师傅”学表演，既出笑料，又可了解文艺知识；尤其是“童言无忌”的游戏，孩子们纯真坦直的语言，使人捧腹大笑，又令人欢喜爱怜，总会给人一种别样的滋味……因此，《欢乐总动员》的经历完全可以证明：制作游戏娱乐节目，并非一个“玩”字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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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能说明这一点的不仅仅是游戏节目，1998年至1999年娱乐电视剧《还珠格格》所创造的大众文化的奇迹更具说服力。虽然《还珠格格》目前还未真正获得电视批评主流话语的首肯，但是它所形成的对其他国产娱乐剧的冲击已有目共睹。正如看不惯，或并没有真正看、认真看《还珠格格》的人说，这戏真是“又吵又闹”，“鸡飞狗跳”，但相信喜欢这部戏的观众，包括那些痴迷这部戏的孩子们，都不会仅仅是被小燕子的顽皮和恶作剧所制造的“热闹”所吸引，更具吸引力的是这部戏将古代的宫廷生活与现代的平民生活相印叠，用古代题材演绎了现代爱情、亲情、友情和手足之情。这种情感的演绎贯穿在娱乐戏里，正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实际上《还珠格格》第二部得到的比前一部逊色的评价也反映了观众对第二部中小燕子闹戏多的反感，这更加说明了“玩”与“闹”并不仅仅是娱乐剧的拿手好戏。
如果再加例证，还有《天才保姆》与《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之比；《中国餐馆》与《闲人马大姐》之比。美国“洋保姆”过于疯颠，使屏幕前的观众不对胃口，更笑不开口；而中国教授家的保姆却贴近社会现实，使观众心中生喜；但《中国餐馆》却未留住中国观众，因为它让观众笑得尴尬；而“马大姐”却让观众在开心的笑声中体味了平凡生活的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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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电视文化呼唤理性的批评话语
——并非一个“不屑”了之
如果说出现在世纪末的“电视娱乐热”给中国电视园地留下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给了中国观众一次快乐和轻松的“洗礼”，那么与之相反的是，它给中国的电视批评理论留下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尴尬与无奈。
为什么这么说呢？笔者认为，依据便是电视批评界在这场“大众欢乐”中表现出的不够正常的状态。
其一，矜持。据笔者观察，在研讨娱乐节目的会议上，出现过一种现象：不少学者、专家、教授在发言之先，总要加上这样的“前言”：“平时很少看娱乐节目”或“不大喜欢看，但不反对娱乐……”；评价颇受欢迎的娱乐剧时，往往说：“据说很有趣，很好看，老百姓都喜欢……”令人不解的是：不贴近节目如何评价是非优劣？如何引导观众鉴赏？老百姓喜欢，为何知识分子不能喜欢？这种不肯放下“架子”“与民同乐”的清高心理，无疑会给电视研究和电视批评带来障碍。
其二，沉默。在近两年的电视娱乐热中，我们还看到了令人奇怪的现象：一边是电视观众铺天盖地的娱乐狂欢，各种传播媒体疯狂的娱乐炒作；一边却是电视批评界的默默无语。尤其是“胡编乱造”的《还珠格格》与“历史感沉重”的《雍正王朝》平起平坐第1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宝座，这种少见的文艺现象也未能引起评论界思考的兴趣。还有，媒体对娱乐剧的滥炒，少男少女对娱乐剧病态的痴迷……这一切都未曾得到批评界理性的引导和权威性的评析。实际上，沉默的背后是麻木，麻木中还包含着怯懦，怯懦的原因是对扑面而来的大众文化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
其三，轻视。如果说电视批评界完全沉默也并不客观。1999年“娱乐热”的后期，批评界出现了较为“响亮”的声音，很有代表性的便是文艺批评家对《还珠格格》的评论——“我是不屑看这类无聊玩艺儿的，也没有这么多时间浪费给它……”这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痛苦十分令人理解，但如此以感性认识、个人好恶来代替理性批评是否轻率了些呢？
中国电视在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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