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娱乐热”留给我们的思考

世纪末出现的“娱乐热潮”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所发生的变化，“消费主义观念开始渗透到文化创造和传播过程中”，使中国主流文化的权威地位有所动摇。进入90年代，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化转型，以通俗性、娱乐性、消费性为特点的大众文化开始风行，如通俗文学、流行音乐、商业电影，并以一种“独立的品格”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与此同时，作为最贴近大众的电视，无疑处在了这一时代的前沿。我们看到，从90年代初赢得万人空巷的《渴望》到诉说儿女情长的《咱爸咱妈》，再到演绎现代爱情的《牵手》，以至与观众同品平民生活酸甜苦辣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都体现出新时期电视剧趋于平民化、真实化的特点。再看娱乐剧：从当年妙语连珠、嬉笑调侃的《编辑部的故事》到笑语欢声的《我爱我家》；从海派的《七十二家房客》到京味的《闲人马大姐》；从港台的《戏说乾隆》到内地与台湾合拍的《还珠格格》，一直到游戏节目欢乐成风，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电视与“大众化”越贴越近。
“二十世纪被认为是批评理论更新最快的一个世纪。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文化成就几乎都在批评理论这个特殊的营地里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痕迹。”我们看到，面对大众文化浪潮扑面而来，中国的批评理论也打破了传统话语的一统天下，形成了多元化的批评格局。然而，电视批评在多彩的创作实践面前却形成了一定的落差，尤其是在近两年娱乐热潮新的冲击面前，表现出了与之不相适应的状态。应该说，“娱乐热”实际上为电视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一些新作品新现象，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值得思考的新课题。但正是由于理论界对电视娱乐化所持的种种非正常的心态，使这样一个构建电视批评新话语的机遇几乎失之交臂，使提升和发展电视理论研究层次的时机没有得到很好利用。我们看到，由于理论界的矜持和清高，大众化的娱乐节目一直和批评界保持着距离，“文以载道”的传统的文化思想无法与嬉笑怒骂的大众文化“同流合污”；由于轻视和不屑，在客观上加深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而对立的态势无疑会影响三种文化的健康发展。尤其理论界对“电视娱乐热”中出现的种种令人不解的疑问，表现出的怯懦和语塞，无疑削弱了电视批评对观众的引导，对操作层面的总结，对市场化管理的指点，以及对传播媒体的约束。例如，1998年在全国播出的《还珠格格》，收视率均创当地全年最高值，第二年续集在北京首播时收视率突破50%。该剧编导者称此剧“将影视剧艺术创作中认知、教育、审美、娱乐诸功能完美结合在一起，既有深刻的立意、优美的情境、较高的品味，又有很强的趣味性娱乐性”，可谓社会、经济效益两丰收。然而来自文化界、艺术界的批评却是相当严厉的。一种观点认为，《还珠格格》无任何文化而言，仅仅是一次巨大的商业活动；还有人认为《还珠格格》宣扬了一种“封建血缘意识”。对同一部戏，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看法，令人迷惑不解，是非难辨。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个既特殊又典型的文化现象，电视批评界一直没有发出理性的声音，没有通过对这部电视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审美分析，来对观众进行解读；更没有为大众与《还珠格格》之间所形成的特殊关系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由此，电视批评的话语仍在传统语境中徘徊，始终未能形成新的、理性的、强有力的话语权威。除此之外，电视剧进入市场后的盲目无序，以及媒体随意炒作所造成的混乱，都与我们的电视批评理论的滞后与乏力息息相关。

   
“电视娱乐热”留给我们的思考(第3页) 　
可喜的是，在世纪之交的新千年，翻开崭新的广播电视理论期刊，我们已经听到了不同程度的具有批评色彩的声音，如：《霸权与多元：新世纪电视文化随想》、《当前三种电视现象之评析》、《电视剧不应拒绝思考》、《“口语至上”批判》、《中国电视的不公平竞争与内部缺陷》……这些观点和提法也许还有待于商榷和争鸣，但这些声音是响亮的，是赋有使命感的，体现出了一种对多元化电视文化意识和机制的渴望与探索，至少给目前的电视批评理论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传播媒体需要健康的“娱记”队伍
——并非一个“炒”字了之
如果说，1998年至1999年的“电视娱乐热”使观众过了一次“娱乐瘾”，那么与此同时，也让传播媒体过了一次“炒作瘾”。因为在两部《还珠格格》播放期间，报刊、图书、音像等媒体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格格热”、“小燕子热”，“制造”出一种罕见的“赵薇现象”。
自1998年年末播放《还珠格格》第一部开始，主人公“小燕子”的扮演者赵薇就成了屏幕内外的“大众偶像”。开始是其各种照片和相关的报道刊登在大大小小的报刊，不久《小燕子——女生赵薇》一书出版；接着《小燕子——赵薇》首张个人专辑推出；后来“小燕子”又成了几家商品的形象代言人……应该说，对一部受到观众尤其是孩子们喜爱的电视剧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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