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的权力只在大多数

当我信手在电脑上写下这行字时，感到自己有点“不合时宜”了。确实，我们这一代人曾长久生活在一个崇拜英雄和伟人的时代，却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时代可以没有自己所崇拜的英雄和伟人。大概受这种时风的影响，就我个人而言，在二十几年的广泛阅读中，对各种名人自传、评传的兴趣始终不减，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在作祟，追究起来已无多大意义。总之，我还是一直在读着这类书籍，大凡能找到的。不久前，京城有一股“格瓦拉”热，就去读手头边有关格瓦拉的所有资料，这些资料是从旧书摊上廉价挑回来的，现在恐怕已是“物有超值”了；随后又翻出七十年代刊行的《勃列日涅夫》、八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病夫治国》，九十年代初出版的索尔•舒尔曼的《权力与命运》、费•布尔拉茨基的《领袖与谋士》等书再读，越发读出历史上的许多“伟人”和“英雄”原来都竟是一场误会，这些人在一个历史时期应运而生，有时是出于某种政治上的需要（亦即角色的需要），他们被一些人推上了至高无上的“神坛”，而自己也未加拒绝，也跟着“感觉良好”起来。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被时代所造就的“假伟人”和“伪英雄”，尽管他在位有十八年之久，仅次于斯大林，可就是这位“国家社会主义的化身，最终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引入死胡同”（费•布尔拉茨基语）。

1964年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这在中国人的心中激起过一阵兴奋和喜悦。曾几何时，赫鲁晓夫就是我们这个体制话语中“修正主义”的代名词。若干年后，当这位前苏联领导人在郁闷中默默地老去时，我们的官方媒体以《赫鲁晓夫死了》这种“旗帜鲜明”的立场为标题，可见中国政党和政府与他的分歧有多大，中国人民对他的成见有多深。勃列日涅夫就是最终取代赫鲁晓夫的那个人，当时他五十八岁，我九岁，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勃列日涅夫这个名字。不过，后来我才知道，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完全是克里姆林宫内部一次不流血政变的结果。可即使这样，在当时那个反赫联盟阵营中，勃列日涅夫并非最关键的人物，充其量只是一个配角，他既不如同辈苏斯洛夫那样世故老练，精通马列，也不如较之他年轻的谢列平才气横溢，野心勃勃。他生性就是一个胆小的人，不论从学识、气质、品格、眼光、勇气哪个方面看，都不具备有胜任一个大国领导人的能力。索尔•舒尔曼在《权力与命运》一书中曾描述过勃列日涅夫与苏斯洛夫、谢列平等人密谋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时的那种紧张和害怕：有人要他给正在南方度假的赫鲁晓夫打电话，让他立即回来参加会议，勃列日涅夫竟“害怕得差一点昏厥过去，后来不得不把他强拉硬扯到电话机前……”而又在听说（仅仅是听说）赫鲁晓夫已知悉反赫联盟的事时，他一下子扑到朋友的怀里，惊恐不安地说“全完了，赫鲁晓夫都知道了……你不了解他，他会把我们统统枪毙的”。然而，没隔几天，同一个勃列日涅夫竟摇身一变成了苏共第一书记。

就是这样一个心理反差极大的人，在反赫联盟中对更多的人不构成真正的权力威胁，同时又是赫鲁晓夫党务工作上的副手，勃列日涅夫在众人的推举下“顺理成章”地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尽管在谢列平等人眼里，他不过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而已。可勃列日涅夫竟能做到委曲求全，初以小心翼翼而行事，“见人必带三分笑”，继而则不断力排异己，安插亲信，从而使大权一步一步地从容在握。在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里，政治也许就是这么回事，既然斯大林能将自己的政治对手一一消灭，既然赫鲁晓夫能在斯大林死后成功地铲除贝利亚这个警察头子，勃列日涅夫虽然胆小，可为了坐稳自己的江山，这个“漂亮的摩尔达维亚人”，为什么就不能如法炮制呢？只是在手法上变了花样，让那些曾经支持和拥戴过他的人，不再遭遇斯大林时代那种杀戳，可以确保其生命上的并无实际危险，只是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一个一个地从高层人物名单中悄然消失，抑或离开莫斯科，远离权力的中心，抑或“光荣退休”，其政治生命到此中止或结束，连赫鲁晓夫也不能例外。也许只有在这时，克里姆林宫的战友们才如梦初醒，再也不会认为这个胆小的勃列日涅夫仍是一个“淳朴”的人了，其中最大的失算者就属谢列平了，而像波德戈尔内、沃罗诺夫、米高扬等人则很快就从中央主席团和政治局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其实，在那样的体制内，很多年来，勃列日涅夫一直保持着一种低调，最后连自己也不相信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成了一国之君，且江山一坐，就是十八年。最初主政时期，他还有点自知之明，从不敢说自己是一个“领袖”，有时甚至还要做出迎合他人的姿态。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勃列日涅夫确实是在各种权力纷争和平衡之下，最后作为中间派而上台的，这一点与列宁死后斯大林的上台颇为相似，而两人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能“见风使舵”。勃列日涅夫在走过了一段钢丝绳之后，才逐步做到大权独揽的，其间自然费尽了不少机关和心思。有一次，当他身着新制的元帅服，对昔日的老部下说了这样一句话：“瞧，熬到了这一天……”他在说这话时也许并不得意，但心里至少也十分清楚克里姆林宫里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风光，高踞其权力的最高峰，完全是“熬”出来的。可“熬”出来的勃列日涅夫，竟也渐渐地开始有恃无恐了，随着在位时间越久，胆子越来越大，他为了使自己也成为一位历史上的“伟人”，不断地给自己颁发各种勋章(甚至包括文学奖)，其总数超过两位前任的总和。1981年在基辅竖起了一座二次大战的纪念碑，巨大的碑体上镌刻着一万二千名战斗英雄的名字，谁都不会想到勃列日涅夫的大名竟排列首位，而斯大林的名字被排到了后面，若不细看竟很难找到。实际上，直至战争结束时，勃列日涅夫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军官（最初时是上校），子弹连他的皮都未擦过一下，哪来的什么英雄业绩可言并高居碑首呢？

权力确实可以改变一切，包括历史。作为当事人来讲，权力的无限膨胀，必定利令智昏，许多事情做得太露骨、太肉麻了，老百姓虽敢怒而不敢言，但心中自然会有一本帐。在前苏联，民间有关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笑话处处可闻，其中有一则令人笑掉大牙：有人问，近来总书记为什么又住进医院了？答：他必须接受一项特殊的手术——扩展胸脯，否则那些新的勋章就无处可挂了。实际上，政治笑话中总是暗藏着许多普遍的不满情绪，这是人民对自己领导人的一种尖锐嘲讽和批评，勃氏本人虽不可能听到，但人民的声音却不会因此而消失。在勃列日涅夫的私人收藏中，最多是猎枪，其次是豪华轿车，达几十辆之多。在他的执政后期，对所有贵重的“进贡”照单全收，也导致了那个时期的苏联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却很少有人因此而丢掉乌纱帽。更有甚者，当一次他与助手们讨论公民工资过低时竟说：“你们根本就不了解实际情况。没有任何人是靠工资过活的。我记得年轻时，为了上学去卸火车挣钱，知道我们是怎么干活的吗？卸下三个麻包或箱子的货扔到那边，一个麻包就留给自己。全国的人都是这样干的嘛。”这就是勃列日涅夫，一个堂堂大国领导人所讲的话，其弦外之音或许就是公民的工资待遇大可不必提高，反正他们有的是办法，偷鸡摸狗的事他勃列日涅夫自己也曾干过，现在也可以干，这就是国情嘛！

人民对领袖的认同，绝不是从什么理论上来加以界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天下百姓，不论何时，从来想得都是那种实实在在的生活。任何一位欲成大事业者，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试图进行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变革或改良时，首先借助的还是人民的力量。毛泽东深谙其中的道理，他较之蒋介石无疑就是一个成功者。尽管时间将对每一位领袖作出最公正的评价，但一个成功治国者的标志就在于是否能赢得民心。在赫鲁晓夫下台的第二天，一个美国记者的国际旅行社导游竟为此“哭了好几个钟头，两眼哭得痛红”，这位导游解释说，“当初全靠赫鲁晓夫，她的全家才在五十年代中期从一个斯大林时代的监狱里获释”。这种感情应当相信是真实的，与政治上的那种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大相径庭。尽管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喜欢接受奉承（这是人性的弱点之一），一如在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时代，因为屈服于权力，有相当多的人“不择手段地厚颜无耻地讨好每一位上台的新领导人，以此确保自己成为政坛上的‘不倒翁’”（费•布尔拉茨基语），这可能恰恰就是一个领导人的不幸和悲哀，因为权力的中心未必就是真理的中心。

对伟人和英雄的崇拜应当是来自民间。尽管产生伟人和英雄的机缘各相不同，但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都是以“真理、原则、正义、利他主义、尊严”为前提的，其中也应包含对生命和苦难的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当勃列日涅夫在最终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九日的深夜，也就是在他的扎维达沃别墅里再也没有醒来时，一个“自以为是”的领导人就这样悄然退出了政治舞台。可在当时，没有一个人为之掬一滴同情之泪，也没有一个人将他视之为心目中的“伟人”，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和平淡，与广播中政府要求人们去做的一切相去甚远，人们只是在默默地期待新领导人的出现。斯大林曾说过一句话：领袖来复去，人民的事业是永恒的（大意）。话说得非常有道理，只是他自己无法做得更好。尤其是在一个专制的国家里，人们对伟人和英雄的期待，一方面在体制之内，另一方面则在体制之外，这是两种互相渗透着的一种希望，而且也只能是这样了。现实的“境况种种”早就决定了更多的人“在本质上都很脆弱，容易受到损害，都有可失去的东西……”（哈维尔语）。不过，“无权者”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权力，在“人人说真话，人人做实事”的同时——这是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实际上也正是由“无权者”在决定谁是真正的伟人，谁是真正的英雄。这个逻辑也很简单，被崇拜的人从来就是少数，而真正的崇拜者则是“无权”的大多数。也就是说，由我们大多数人的“良心”所推举的“伟人”和“英雄”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思想、情感息息相关，任何一个强加于我们眼中的“假伟人”和“伪英雄”，只能换取一种冷漠，或只是一个时代的一场闹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