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神话、《山海经》与上古历法

测影才能办到。《拾遗记》谓“相风”之鸠为司至，表明此物不仅可以用于候风，而且可以用于测影，它既是气象仪器，又是天文仪器。而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过是因为，相风的结构是“以桂枝为表，结薰茅为旌”，上端的“薰茅”之旌用以测风，而“桂枝”之表则用以测影，相风同时也是日表，既可用以候风以知物候，亦可用以观测日影的盈缩进退以准确测定分至。这说明，完整的日表（相风），是由用以测量日影的表木和表木上用以测风的羽毛两部分构成的。
　　《拾遗记》云“刻玉为鸠，置于表端”，此鸠亦用于测风，即实为后世所谓风信鸡的前身。玉鸠可以随风运转，就能显示出风向和风力，后世相风则更以铜鸟。据《三辅黄图》卷四记载：“汉灵台，在长安西北八里，汉始曰清台，本为候者观阴阳天文之变，更名曰灵台。郭延生《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一曰长安灵台上有相风铜乌，千里风至，此乌乃动。又有铜表高八尺，长一丈三尺，广尺二寸，题曰太初四年造。”（注：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6页。）灵台为观象测天之处，宜其设相风于其上也。另据张衡《西京赋》：“凤骞翥于甍标，咸溯风而欲翔。”薛综注：“谓作铁凤凰，令张两翼，举头敷尾，以涵屋上，当堂中央，下有转枢，常向风，如将飞者也。”
　　测日之晷表同时又是候风之相风，融天文观测和气象观测于一体，这实际上不难理解，因为在古人的观念中，天文与气象密不可分，现代民众的概念中，仍是如此。
　　至此，我们可以揭开《大荒经》所谓“日载于乌”的真相了。《大荒经》为述图之文，“日载于乌”的记载表明，其所据古图在描绘立表测影候风的活动时，为了表现晷表的这一双重功能和结构，除在表端描绘几个日轮表示它是测影之表外，还在表端画一只候风鸟（或羽毛）表示其候风功能。岁月悬隔阅者暗昧，不知绘图者用意，遂将这一画面景象理解为乌载日而行，于是，就有了《大荒东经》“日载于乌”的神话。也就是说，“日载于乌”的神话与“扶桑十日”的神话一样，也是产生于对立表测日的画面的误解。
　　乌“三足”的奥妙就隐藏在相风的构造中，唐瞿昙悉达《开元占经》卷九十一载候风鸟之构造：
　　候风必于高平畅达之地，立五丈竿，以鸡羽八两为葆，属竿上，候风吹则占。亦可竿首作盘，作三足乌于盘上，两足连上，而外立一足，系下而内转，风来则乌转，回首向之，乌口衔花，花旋则占之。
　　北周庾季才《灵台秘苑》、唐代天文家李淳风《乙巳占·候风法》述相风之构造与此类似。所谓“外立一足”，合鸟原来的二足则为三足矣。第三足非足，其作用是“系下而内转”，“内”读作“纳”，“转”者，轴承也，“系下而内转”的意思就是指将第三足（转轴）插进下面表木顶端的轴承中，使相风乌可以随风自由转动。这一关于相风结构的记载虽晚出于唐人之手，但唐人相风与上古相风实一脉相承，上古相风亦必“三足”，推之可知。
　　由此可见，在神话中，三足乌之所以与扶桑、太阳密不可分，因为三足乌的原型就是相风铜鸟，它就装置在测日之表上。在神话中，相风或日表的这一构造就化身为三足乌栖息于太阳升起的“扶桑树”（测日之表）上或者栖息于日轮之中，并随太阳而升降，在战国、秦汉中的出土文物如漆器画、扶桑树模型、汉画像石中，常见扶桑树上栖息有鸟的现象，即源于此。
　　　　三、射日
　　传世文献中，羿射日这一故事的记载最早见于《楚辞·天问》：“羿焉＠⑦日，乌焉解羽。”说的显然是羿射日的事情，但并未明言羿射之日数为十，但既云“＠⑦日”，则必以天上的太阳原本不止一个。王逸注就径引《淮南子》羿射十日的记载释之。《淮南子·本经训》云：
　　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ｙà＠⑧ｙǔ＠⑨、凿齿、九婴、大风、封ｘī＠⑩、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ｙà＠⑧ｙǔ＠⑨，断修蛇于洞庭，禽封ｘī＠⑩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王充《论衡》多处论及射日的故事：
　　儒者传书言：尧之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尧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感虚篇》）
　　《淮南》见《山海经》，则虚言真人烛十日，妄记尧时十日并出。（《说日篇》）
　　《淮南书》又言烛十日。尧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尧上射十日，以故不并一日见也。（《说日篇》）
　　《淮南书》言：“……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十日。”（《对作篇》）
　　《论衡》诸篇皆以射日者为尧，而不是羿。盖羿射十日本为尧授意，故亦不妨将之归功于尧。《说日》、《对作》诸篇所言射十日，皆出自《淮南子》，则《感虚篇》所谓“儒者传书”，所言既然相同，亦当指《淮南子》。可见，《淮南子》是王充所见记载“射十日”故事之最早者。“《淮南》见《山海经》，则虚言真人烛十日，妄记尧时十日并出”云云，值得玩味，表明王充认为《淮南子》中尧射十日的说法是本自《山海经》。今本《山海经》中无射日的故事，但唐人成玄英《山海经·秋水》疏引《山海经》云：“羿

射九日，落为沃焦。”宋代类书《锦绣万花谷》前集卷一引《山海经》云：“尧时十日并出，尧使羿射十日，落沃焦。”（注：袁珂：《中国神话资料萃编》，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209页。）正与《庄子》疏所引合，可见《山海经》古本中应当有关于羿射十日的记载，今本脱去。
　　今本《山海经》中，羿事数见，《海外南经》、《大荒南经》云羿杀凿齿，《海内经》云：“帝俊赐羿彤弓素ｚēｎｇ＠(11)，以扶下国，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艰。”均不言羿射十日。但既云“百艰”，当即《淮南子·本经训》所言诛凿齿、杀九婴、缴大风、杀ｙà＠⑧ｙǔ＠⑨、断修蛇、禽封ｘī＠⑩诸事，其中也应包括上射下日。总之，“羿射十日”的故事，最早可能正是见于《山海经》，也就是说，《山海经》古图中必有表现射日活动的相关画面。
　　《楚辞·天问》：“羿焉＠⑦日，乌焉解羽。”说的显然也是羿射日的事情，但并未言羿射之日数为十，但既云“＠⑦日”，则必以天上的太阳原本不止一个。王逸注就径引《淮南子》“十日”之说释之。
　　《天问》虽未明言日数为十，但其将“射日”与日中乌亦即“三足乌”联系起来，却颇有启发意义。如前所述，三足乌的原型实为候风之鸟，亦即测日之表，这就暗示了羿射十日故事与立表测影活动之间的关系。
　　随县曾侯墓出土箱盖上的漆画，更使这一关系昭然若揭。画面中绘有四株高大的树木，树木树干挺拔，枝叶对称，树上对称地长着光芒四射的太阳。四株树木分为两组，分列画面两边。每组之中，一棵树上的太阳数目是九个，另一棵是十一个，平均恰好是十个（注：树上的太阳数目应当不是随意为之，而应有大义存焉。画面中，九个太阳的两株树相对，共居画面一端，十一个太阳的两株相对，共居一端。如前所述，十日是计时制的象征，一日表示一个时辰，漆画画面中九个太阳和十一个太阳的树木分居两端，可能是表示从冬至到夏至白昼长度的由“日短至”到“日长至”的变化。），九个太阳的树冠上站着一对人面兽身的怪兽，十一个太阳的树冠上站着一对鸟儿。两树中间，有一射者正引弓控弦，射出的长ｚēｎｇ＠(11)射中了另外一只大鸟。（注：经常见于汉代画像石的“扶桑树－阳鸟”画面显然与这一造型主题一脉相承。在这类画面中，一棵高大蟠曲的树木，数只鸟儿栖息枝头，一射者系马树下，面对树上的鸟儿，仰首控弦而射。有的画面中，树上或栖息有神鸟凤凰，凤凰喙衔连珠，显然暗示古代天文学中“五星连珠”这一祥瑞天象。）
　　在这个箱盖的一角书有漆树二十字：“民祀惟房，日辰于维。兴岁之驷，所尚若陈。径天常和。”（注：谭维四：《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60页。按：原文多异体字，此处皆改为通用字体。）房为星名，又称天驷。这段文字显然与历象有关，大概是当时的一首农谚。王晖先生认为，这段文字表明“那时的农人观测房宿的时间、方位及星辰形状”以确定春耕农时的习俗，可与《国语·周语下》所谓的“农祥晨正”有关。（注：王晖：《从曾侯乙墓箱盖漆文的形象释为农历岁首标志的“农祥晨正”》，《考古文物》，1994年，第2期。）这段文字足以证明整个箱盖画面与历法的关系。
　　总之，这一画面与“扶桑－十日”这一神话主题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长太阳的树只能是扶桑，也就是测日之表，这一画面明确无误地将羿

《太阳神话、《山海经》与上古历法(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