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传播不能弱化人文精神

值的不断提高，这种观点导致追求以商业结构为基础的享乐主义。……我们把经济上是否合理作为一切社会决策的标准，这种观点忽略了目前的政策可能给将来所造成的影响，忽略了非经济的观念。”这位学者警告人们，如果不是想自取灭亡的话，就要建立“超经济价值观”。（《未来启示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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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的两位学者提出了“超越发展”的观点，他们认为：如果“发展”只包含经济发展，那就要超越发展，要有一种非物质意义上的发展。“我们要从发展的概念中剔除经济主义的糟粕，而不应把发展再简单地归结为增长。”“发展的目标涉及到伦理方面的迫切需要。经济因素应受到控制，并把人类的和伦理的标准作为目标。”（《地球祖国》，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0、115页）由此可见，超越发展是一个真正的人文精神话题。
    全面而科学的发展观，用我们十分熟悉的邓小平同志的提法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其实，经济发展和社会代价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已多次严厉批评“以牺牲精神文明去求一时一地的经济效益”这种短视行为，一再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不仅如此，这个决议中指出的针对中国新闻出版业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更加符合综合发展观的基本思路：“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宏观调控，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目前总量过多、结构失衡、重复建设、忽视质量等散滥问题，努力实现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变。认真整顿违反规定屡出问题和不具备基本条件的新闻出版单位，达不到要求的必须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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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如此，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属于主流文化的这种对影视创作中某些问题的诘问，实际上就包含了鲜明的人文主义色彩：“是使人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还是产生疑虑和不满？是有利于陶冶情操、激励人们以饱满的热情创造美好的新生活，还是污染心灵、对人生感到迷惘？是为正义压倒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浩然正气所感染，还是对社会失去责任感，‘过把瘾就死’？是得到美的享受、带来欢乐，还是在胡编乱造、荒诞无聊的情节中耗费时光？”（见《光明日报》1998年5月26日第2版）丁关根同志这里提出的问题，不应当仅仅理解为是决策管理层的“体制内”的要求，而应当看到这样一个既深刻又有趣的现象：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度一致和融和，在人文主义立场上的默契和合作。
    电视事业发展中的资源浪费、缺乏自律、调控不力、管理滞后是社会代价，电视传播中的节目贫乏、粗制滥造、乱播滥放、偷录盗版、格调不高也是社会代价。对这种社会代价的伦理追问，也许还很不到位，但这至少表明了这样一种努力，即为电视传播引入人类关怀。这种追问尽管不能改变当下中国电视传播的现状，但这种必要和必需的道德评价和理论征伐，却可以实实在在地表达对电视传播现状的人文主义精神，提高观众的分析力和辨别力，使上至决策者，下到普通观众的价值观得到一定程度的廓清和纠正，因而这种追问的现实意义和长久影响是我们特别看重的。
    在此，笔者再次重申这样的论点：中国电视不仅需要强大的科学理性精神，而且必须有充满人文精神的价值判断。中国电视的现代化必须重视经济尺度，围绕事业办实业，办好实业促事业，不断增强电视事业的综合实力。同时，又决不能离开人文尺度，必须把实现电视传播的全面进步，作为发展的真正内涵和终极目标。因此，中国电视要在传播消除贫困、公平分配、大众参与、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等方面体现出自身的文化层次和文化底蕴。工业化的电视节目生产决不能以牺牲电视的美学属性为代价，任何商业化的包装也不应该使电视传播失去应有的人文关怀和诗性品格。这一点，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中国电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坚守的原则之一。
    二、强调电视的人文精神，将作为对电视传播的的监督和校正长期存在下去。
    
    电视的出现和发展，包含了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而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一直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甚至技术越发展，对技术的批判与责难也就越强烈。有关研究表明：“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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