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传播不能弱化人文精神

nbsp;以上我们列举的这些论点，都不是出自电视专家或传播学家，如果要历数他们的观点，那就更多。至于许多人都比较熟悉的托夫勒、贝尔、法兰克福学派等等对于电视的看法，我们都可以省略。我们只是想要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对电视的批判是许多有识之士的一致行动，这本身就是当代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一大人文景观，并且，这种批判将作为对电视传播的监督和校正长期存在下去。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电视的产业化趋势有着广阔的国际背景。此话不假。从国际环境看，全球广播电视垄断集团的形成以及对全球的文化渗透，构成了对我国广播电视的严峻挑战。进入90年代，人类获取信息的三个电子途径——电视、通信、多媒体迅速走向融合。美国的各大广播电视公司纷纷被其他大公司兼并和收购，摇身一变成为集通信、电影、电视为一体的大公司。这些跨广播电视、跨国界的公司，实力雄厚，竞争力极强。
    但是，如同“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种神话一样，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吗？至于有人极力鼓吹的要有多少企业进入世界500大，有电视台进入世界50强、30强，愿望是好的，但是那毕竟是愿望。就像有人嘲讽的那样，真要想“大”，想“强”，你把全中国组建为一个公司，谁也没你大，没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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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中国电视的产业发展，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而我们现在缺的也正是这个。更重要的是，在具体的操作上，还必须有调整和监控的机制，这就包括来自人文领域的声音和力量。
    1999年，中国电视在抢夺和瓜分“蛋糕”时的疯狂、贪婪、失去理智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最典型的事例就是18家电视台同时播《天龙八部》、15家电视台同时播《绍兴师爷》这一“电视奇迹”。以我有限的电视史知识，我不知道历史上有哪个国家、哪个时期、哪种类型的电视出现过这种“破事儿”。如果说这是中国电视的一次大面积堕落言之过重的话，那么，收视率、广告收入等等经济因素对电视的精品标准、艺术质量等等的冲击和排斥，总令人倒吸一口冷气。
    所以，电视的产业化、集团化问题，生存与危机问题，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等等，实质上都是如何估计蛋糕有多大和用什么方法得到蛋糕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看待这一问题时，更多是在意识形态和体制的范围内开药方，我们忽略的恰恰是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游戏规则。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电视的产业发展理论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才刚刚论述了电视产业发展中的“爱财”的合理性和“取之”的必要性，而最重要的“道”，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从中国电视的百年大计来看，这种“道”不能是旁门左道、歪门邪道，而只能是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耐久力的人间正道和光明大道。
    三、“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中国电视人文精神的永恒亮色。
    实际上，“人文精神”一词在今天已经变的相当通俗，相当流行，甚至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日常生活中的“人文景观”、“人文传统”、“人文地理”等等用语司空见惯。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有必要梳理一下人文精神在90年代中国的兴盛的大体线索，这样更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理解。
    人文精神作为思想理论界和报刊上出现频繁的一个关键词，其火爆是在1993年。“众所周知，93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经一段时间的停滞以后重新起步并在某些领域加速发展的一年，（其直接的标志和动力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是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文化转型加深的一年，其直接而重要的表征是中国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商业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40页）这一年，上海的学者首先发起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直至90年代后期，这个话题仍然被继续关注与讨论着。在这一讨论中，电视也被推到了被告席上。有那么多的媒体关注几个港台艺人等等传媒现象，受到了人文学者的一致谴责，有人断言在中国的文化滑坡中，大众传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人文精神”的出场语境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然而据陶东风的研究，“像这样一个波及面宽、参与者众、持续时间长的大讨论，却是在概念模糊、语义不清、内涵滑动的知识论基础上进行的。”（引文同上，第138页）在这场讨论中，对电视的批评比较多，有些甚至还很尖锐，有些人认为这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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