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传播不能弱化人文精神

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边缘化状况和失落感的一种宣泄。这种看法虽然失于片面，但主张弘扬人文精神的论者确有一些过激的观点。
    电视是一种文化载体，是当代文化的晴雨表，文化的嬗变肯定要对电视的传播内容和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以游戏类节目为例，文学艺术上的游戏倾向早就为电视提供了参照。曾在新时期文学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刘心武，早在1992年就表露了他的“作家的意图”转向游戏的心路历程：在新时期初，总是有某种历史使命感，有跟上时代节拍、探究现实重大问题的热情和焦灼的驱动。现在，这种热情和焦灼没有了，写小说是随意性的，持一种游戏态度。（转引自《市场经济下的中国文学艺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据祁述裕的研究，“席勒把游戏视为人类艺术的起源。哈桑在比较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不同时，把前者的‘游戏’、‘偶然’、‘不确性’与后者的‘意图’、‘设计’、‘确定性’相对照。对应于德里达强调游戏的‘无目的性’──无限性和开放性。游戏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真理，只是游戏本身。”（引文同上，第191页）
    “游戏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真理，只是游戏本身。”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后”学家的这一结论，算是说到了点子上。
    本来，“‘在一个世界死亡，另一个世界诞生’的文化转型时期，游戏精神常常隐含着告别僵化的旧秩序和渴慕新生的、属于未来的新世界，并产生新时代的艺术。”（引文同上，第191页）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游戏是纯文本的，它毕竟还有一种艺术的追求和冲动在其中，这与电视游戏节目的搞笑、搞闹和广告收入等利润指标的牵引，有本质的区别。举出这个例子，是试图去说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对中国电视的影响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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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影响首先是积极的。我们不应忘记，正是在深刻和理性的东西受到了嘲弄，庸俗和浅薄的东西博得了喝彩时候，199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大型新闻杂志《东方时空》正式开播，1994年又推出了《焦点访谈》。“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犹如石破天惊，给脂粉、阴柔、奢靡太盛的中国电视以永恒的亮色。直到前不久，笔者参加的一次有关精神文明的电视专题片的研讨，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其最佳切入点就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生活空间”，正是通过关注普通人生活的纪实性报道，用充满人文教化的电视追求，构造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中国电视新闻的发展表明：“如果说，80年代中国电视新闻传播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基本得以确立，那么，90年代的中国电视，则体现出更为深刻的人文精神：人类生存的意义从更多的向度上得到表现，普通人的命运倍受关注。”（《电视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这些电视作品“在倍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同时，一度掀起全国范围内‘平民故事’热，各地方电视台及其它媒体亦纷纷效仿，照搬或改头换面讲述‘自己’的故事。全国很快形成一股纪实性报道的热潮，普通人的生活在各种媒体上冠冕堂皇地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电影世界》1997年第12期第9页）

    “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以《东方时空》中“生活空间”为代表的一批纪实类电视作品，使普通人成为电视报道的对象，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成为观众的新视点。恩格斯有句名言：“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0页）观众透过电视五颜六色甚至是灯红酒绿的表象，从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讲述中，得到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这类纪实性作品显然是编导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历史和人生作出的发人深省的展示和启示。普通人的欢乐与忧伤、希冀与失望、抗争与无奈……，无不构成了“人的启示”的真实画面，从而给人们以独特的价值标准和审美观照。这样，中国电视新闻真正属于大众也就有了新的佐证，被文化精英阶层垄断的人文精神的话语系统因此也找到了最广泛的形象说明。
    有关人文精神的表面上看挺热闹，但由于其缺乏大众关注和参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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